蘇軾的“政見”，指的是他參與朝廷的實際事務時所發表的見解，形於他的許多奏折之中。這些奏折，始於熙寧二年五月的《議學校貢舉狀》，終於紹聖元年的《赴英州乞舟行狀》[724]，自始至終皆與新、舊黨爭相關，而引起這黨爭的，自然就是王安石變法。所以，就蘇軾正式提供給朝廷的政見來說，圍繞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新法”的態度。
從南宋直至清代，史家對蘇軾政見的認識和評價沒有多少異議。蘇軾被認定為舊黨要員，其政見為反對“新法”，由於王安石長期被否定甚至唾罵，故反“新法”的蘇軾政見是被肯定的。但後來，王安石的問題被翻了案，人們對他越來越不吝予以讚美，這就使舊黨人物相應地被否定。如果蘇軾隻是個政治家，他很可能被不加分辨地隨舊黨一筆抹殺。所幸他又是大文藝家，受文藝史家的鍾愛，所以，他與“頑固派”代表司馬光之間的差異被發現，因為隻要與司馬光不一樣，蘇軾就有被拯救的可能。這番良好的用心結出了果實：我們發現了蘇軾政治態度中傾向於改革的某些因素。同時，那也增大了研究的難度，因為他的政見顯得複雜了。這是研究深入的表現，倘不曾借力於“新法”評價上的翻案與文藝史家鍾愛蘇軾之間的矛盾，人們可能不會把他的政治態度作為需要剖分的矛盾體來研究。不過，也有負麵的影響，就是蘇軾又有可能被視為“投機派”“兩麵派”。依傳統的政治道德來說，那比索性做個“頑固派”更為不堪，“頑固”還算得一種獨立的政見，“投機”則不值一提了。於是，且不論其政見為進步或保守，其是否有獨立政見，也成了問題。
蘇軾關涉政治的言論，確有許多前後矛盾之處，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必為他諱飾。如果說這些矛盾言論的底下仍有前後一貫的政見，那就必須委曲解釋；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釋。所以，我們承認他的政治態度存在著種種顯著的矛盾。那麽，是不是“兩麵派”呢？也就是說，這些矛盾是因“投機”而產生的嗎？答案也是否定的。理由很簡單，凡“投機”，總是向矛盾的偏於能獲利的一方“投”去，而蘇軾卻每一次都“投”到了相反的方向，於熙寧時、元祐間與元祐末三次被迫離京。所以，我們認為蘇軾政治態度中的矛盾不是“投機”造成的，而是政見的變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