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他對蘇軾的態度，王鞏的記載自然不會全屬捏造，但也有相反的記載。如熙寧三年他對司馬光說：“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798]熙寧八年又曾對王安石說：“如蘇軾輩為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799]此處所謂“欺”是指“欺罔”君主，不是細事。但後來，高後卻對蘇軾說：“久待要學士知，此（指提拔蘇軾事）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800]從蘇軾元豐七年被量移汝州一事來看，高後的話應當也非他人鑿空編來。然則，神宗對於蘇軾的態度，是既懷惱怒，又頗賞識的了。作為一個皇帝，他未嚐沒有克製惱怒而用其才學的懷抱，且也不難明白，蘇軾那些令他惱怒的舉動，不過是反對“新法”，並非對朝廷存有二心。因此，在礙於“國是”還不能起用司馬光時，蘇軾卻在元豐七年得到量移汝州的待遇，從負罪謫居轉為賦閑待用，並在手詔中明言“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意，這是神宗準備錄用舊黨人士的明確表示。他明白舊黨也是一個人才資源，棄之不用本是浪費，隻要自己堅持“國是”不變，舊黨的人才也是可以用來為其“聖政”效力的。
神宗的這種思想動態，蘇軾是不難獲悉的，除了王震、王鞏這條途徑外，他的信息來源並不少，甚至正在執政的章惇也是他的朋友。這樣，政途上幾已走入絕境的蘇軾，如果希望複出，是應當把自己的心態和政見調整到與神宗相一致的。而且，這樣的調整完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為由此而獲起用，並不需以改變“節操”投入新黨懷抱為前提，而不改變“新法”這個“國是”，也不妨礙他“因法以便民”的實踐。就當時情勢來說，隻有通過這樣的調整，他才能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當然，那就要對以前的言行有所“悔過”，把以前反對“新法”的政見改變為：基本上不反對，而施以糾補。對於蘇軾來說，這既是不得不然，也是其思想的發展可以走到的一步。所以，我們認為，蘇軾在謫居期間的“悔過”，亦不全是假的。問題在於，“基本上不反對‘新法’而施以糾補”這樣的政見，蘇軾不曾說出，後來形勢大變，他隻好換成另一種表述：基本上讚成“更化”而維護某些“新法”。他最多說到“校量利害，參用所長”，或者“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這樣兩不偏的綜合的程度。但揆於情理，謫居“悔過”而仍思重出的蘇軾，是應當努力使自己的政見向晚年的神宗靠近的。即便照他後來的說法，也已與熙豐階段的政見不一樣，變化是確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