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認為，蘇軾曾在其晚年進入他的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從是否有負於吏民來判決政治生活的價值，其價值標準似已不在廟堂，而轉向民間；但作為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這種轉向也不可能徹底，他可以向民間尋求精神支柱，尋求自信的憑藉，卻不會將君主與百姓對立起來看待，而更願意統一起來看待，就在他勉力“濟民”的時候，他會認為這也就是“尊主”，“尊主”是“忠”，“濟民”是“義”，而“忠義”則本是一體。如果從他一生的政治經曆講，則主要仍是作為一個趙宋皇朝的大臣，來樹立其政治人格的。所以，我們討論蘇軾的政治人格，主要講他的“立朝大節”。
蘇軾是以“立朝大節”為當世的政治家所首肯的，劉安世曾對學生說：
士大夫隻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862]
劉安世是朔黨人物，元祐時與蘇軾政見不一，後被新黨迫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曆之”[863]，建中靖國元年獲赦北歸，與蘇軾遇於虔州（今江西贛州），兩位艱難備嚐的老人才握手言歡。他是司馬光的門生，立誌“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864]的，又終生服膺“不妄言”的師訓，所以他對蘇軾的以上評價頗為客觀，經常被人引述。其所謂“立朝大節”，就是堅持獨立政見，不“隨時上下”。表現在蘇軾就是既不附和熙豐新黨，也不迎合司馬光。
通常認為，蘇軾不迎合司馬光應予肯定評價，他反對王安石卻不夠“進步”。其實，按當時的政治道德觀念，一個人臣正不該附和任何一位執政的大臣（無論其為賢不肖），而應以獨立的政見直接向皇帝陳述，以個人的名義直接對君主負責，這叫“孤忠”。具此品格，才被承認有“立朝大節”。當然，此種政治道德觀念，與北宋一代的“尊王”觀念密切相關，而與傳統的賢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之說稍有矛盾（一般也以“和而不同”來解釋其間矛盾）。在此觀念下，“朋黨”成為最需避忌的現象，但士人的黨爭卻又以北宋一代為最烈，這是曆史發展中的矛盾統一：正是“朋黨”實際上不可避免的時代裏，意識形態方麵最強調“孤忠”的“立朝大節”。如果蘇軾的心靈足以像古往今來許多人的心靈那樣應和著“高尚”的感召，那麽他就必然要追求那個時代裏被認為“高尚”的東西，他與身任執政大臣的王安石、司馬光異議，也就體現出一種“高尚”的政治人格：具有“孤忠”的“立朝大節”。劉安世正是在這個高度上肯定了蘇軾。我們看待曆史，固可從政見的進步與否來批判蘇軾對王安石的反對態度，但若觀其人格，今天的高尚的人們難道不應同情那些在另一個曆史時代裏追求著高尚的人嗎？從這個角度說，蘇軾以微位小臣而敢於反對宰執大臣王安石，即便所論全為保守落後，也仍有可以肯定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