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論述了作為思想家、學者、政治家的蘇軾，但我們最熟悉的，還是作為文學家的蘇軾。我們很難談論司馬相如、枚乘、李白、杜甫的學術思想，也很難談論戴震、惠棟、錢大昕的文學造詣，但我們卻能談論嵇康、陶淵明與王安石、蘇軾、葉適等人的這兩個方麵。大致魏晉和兩宋時期，比較多地產生學者型的文學家。在這個係列中，蘇軾無疑是將學術底蘊與藝術感悟結合得最好的一位，堪稱中國古代“文”與“學”融為一體的代表性作家。而他之所以能夠如此，乃是因為其身處從中唐延續至北宋的文化運動之中，這個文化運動本身就是以提倡新的學術思想和新的文學創作的結合為目標的。
自中唐韓愈發起儒學複古運動暨古文運動以來，所謂“道”與“文”經常被認為密不可分，學者的終極關懷與作家的藝術創造未嚐背離，至歐陽修猶是如此。歐陽修身後，道學家與文學家乃裂為二途。在兩宋期間占過意識形態之統治地位的“新學”、洛學，皆鄙薄文學。洛學家程頤的態度最為典型，連杜甫的詩也被他指責，他自己就不寫詩。不過，他的影響在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前期並不太大。北宋中後期統治學界的是荊公“新學”。王安石自己雖也是傑出的文學家，很少有人能夠企及他那種獨特的藝術感悟和高超的寫作技巧，但他那一派的思想，卻是鄙薄文學的。北宋後期的朝廷上，有一個學術權威，就是王安石的女婿和學生、權相蔡京之弟蔡卞，“止緣為王安石之婿，妄謂盡傳安石之學”[891]，“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892]。在他們這派的主持下，一再嚴禁“元祐學術”，包括史學和文學，銷毀三蘇及蘇門學士的文集。蔡京又倡“豐亨豫大”之說，粉飾太平，大興所謂“禮樂”，搞許多假文物，音樂、書畫、技藝等倒也被提倡，卻又禁止寫詩，比程頤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目的亦不過要提防蘇門後學向朝廷滲透。在歐陽修身後，堅持把“道”與“文”融為一體，學術與文藝冶於一爐的，就是蘇軾的一派，即“蜀學”。也隻有蘇軾，曾在《議學校貢舉狀》中公開為文學取士辯護。所以，在北宋後期，蘇學被詆為“曲學”“邪說”[893]，朝野上下習詩賦者都有通“曲學”的嫌疑，例加排斥。據說這是繼述王安石之學，重“經術”。在蔡卞之流以“經術”權威自居的同時，他們把文學家蘇軾看作意識形態方麵最大的敵人。於是，所謂嚴禁“元祐學術”，主要是壓製蘇學。到靖康元年，廟謨因國禍而逆轉，洛學家楊時攻擊“新學”為“邪說”，要求朝廷明詔取締，其目的是想樹立洛學，但其結果是令太學裏習“新學”的一派與崇蘇學的一派打起架來[894]。可見，取締“新學”的統治地位後，首先被解放的也是蘇學，其在南渡之初的影響之顯赫要勝於洛學。當時不但“江西詩派”被標舉，還使整個社會風氣直到孝宗淳熙（1174—1189年）中猶“尚蘇氏，文多宏放”[895]，如陳亮在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回憶說：“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896]所謂“往三十年”，蓋在高宗紹興（1131—1162年）之末，“以文章行義自名”，則皆因文見道，就事論理，不裂“文”“道”為二途。此是蘇學倡行之效。但隨後便是濂洛關閩之學大盛，如陳亮所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897]從此“文”“道”複裂為二，相互抵排。然南宋中後期，葉適據功利之說，“欲合周程、歐蘇之裂”[898]；魏了翁以蜀人而為理學後勁，人稱“會同蜀、洛”[899]，可見兩者也不無匯合的趨勢。洎乎宋之晚節，家鉉翁以蘇軾鄉人，上承其學，複推崇南軒張栻，而總匯於陸九淵心學[900]；文天祥以歐陽修鄉人，幼慕其賢[901]，在私淑伊洛之學的同時推崇歐蘇文章行義[902]，而總匯於“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天地剛大之氣”[903]。至此，在民族大義、“浩然正氣”的鼓動之下，蜀、洛，文、道之裂才重新彌合，於宋室崩潰之際放出最後一道瑰麗的光彩，“收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904]。——在這樣曲折的裂合過程中，蘇軾的名字幾乎具有文學保護神的意味，而且，他所表征著的那種以“大節”“豪氣”擔當文、道於一體的文化模式，由宋代的曆史作了最後的肯定。不是程朱，而是歐蘇，是宋代文化的主導精神的締造者，是中唐以來的文化運動所結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