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陽修之後，蘇軾以他卓犖的詩文和深刻的思想，指導著當代文藝事業的發展。釋惠洪曰：
秦少遊、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為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1176]
這是指元祐間蘇軾和他的蘇門學士集聚汴京，相與倡導應和的斯文盛況。惠洪本人也私淑蘇門，在北宋後期“蘇學”被禁的境況下追憶著當年的盛事。南宋的葉適，則從文學史的角度作過總結：
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眾，而尹洙、李覯、王令諸人，各自名家。其後王（安石）氏尤眾，而文學大壞矣。獨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鞏）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群作而驗之，自歐曾三蘇外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1177]
這段話是符合曆史實情的。蘇軾不但完成了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與其門下一道創造了文藝史在元祐間的鼎盛局麵，也為他身後的文壇樹立了範式。當王氏新學的繼承人“尊經術”而取締詩文的時候，正是蘇門後學在支撐著文學事業。
到蘇軾兄弟為止，宋代的文化史結束了那種集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於一身的巨匠相繼崛起於朝堂的景象，而由蘇門後學開啟了在廟堂之外的文人學者間繼續其文學事業的曆史，如四學士中最晚死的張耒，就擔當著這樣的職責，其晚年居陳州，“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肴飲食之”[1178]。此後南宋文學史上的江西派、晚唐派、江湖派直至遺民派，都托根於民間意義上的“文壇”，與廟堂關係不深。據此，我們可以蘇軾為界，將宋代的文學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杜詩韓文的繼承者從民間興起，逐步取得它在廟堂上之成功的時期；後一個階段，則是歐蘇文和蘇黃詩的範式在民間的延續和反響。造成兩個階段之間的轉折的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麵。一是時局所迫，不得不然，“元祐黨籍”把蘇門後學趕出了廟堂，他們當然隻好在民間存立了；二是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說，前一個階段的全麵總結者蘇軾已為這種轉折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蘇軾思想尋求“大地”的艱苦曆程，已確立了一種不依托於廟堂的士人生存價值，和文學作品在廟堂可否之外的另一種衡量標準，而其晚年長期的流放生活，又使真正熱愛文學的青年不再心戀魏闕，而以東坡所在為斯文不喪之處，他們以絕海往見東坡為榮，以得其一言傳授為立身治學作文之本。稍後，又有追隨黃庭堅於蠻荒僻地直至終其葬事者，而士人一皆仰其高風。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十分動人的一頁，名公巨卿從此黯然失色，師友淵源成為文化的命脈所在，文學事業也就通過師友淵源而延續，與當局可以分庭抗禮。更重要的是，蘇軾以他巨大的創作業績為此後延續於民間的文學建樹了範式。對於這種範式的意義，在北宋後期朝廷嚴令禁毀三蘇、四學士文集的高壓下，已由當時最重要的批評家呂本中明確地指出來。政和三年四月，流落楚州的呂本中為問學於他的青年寫下這樣幾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