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子——孔子最中意的學生顏回，在孔子之前結束了年輕的生命，除了《論語》記錄的一些問答和孔子對他的讚許外，既無功業彪炳於世，也無著作供後人學習。但他卻長期被尊為“亞聖”“先師”，令後世的儒者有說不盡的顏子。宋明道學抬高孟子，取代了顏子的“亞聖”地位，但顏子依然是“先師”，“顏子所好何學”依然是宋學的一個關鍵問題。距我們兩千年前的這個青年，僅僅以他的窮居自樂，就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民族文化，這本身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曆史現象，它表明一個人內在的洞達和堅定是高於一切的，著述與功業固然可以不朽，但人格更其重要。
唐宋儒學複古運動的發起者韓愈，曾視顏子的窮居自樂為“哲人之細事”[1209]，不甚重視，蓋其心目中仍是欽羨於大事業大功勞甚至大官的。北宋人紛紛批判韓愈，而對顏子的“樂”進行探討。尹洙《送浮圖回光序》[1210]開始以顏“樂”對抗趨心浮圖者，暗示了顏子之“樂”是儒學內聖功夫的理想境界。我們知道，宋代儒學大致有“向內轉”的傾向，那曾經給一些不太安分的和尚、道士提供了機會，聲稱儒學隻能治外事，隻有釋道之學才能治內心，兩者理當結合起來。然而，援釋、道以入儒雖是道學的無可否認的特點，但道學作為儒學的新階段，其建立心性之學時仍應通過對儒學自身的命題的探討。宋代儒學“向內轉”的時候，是以探討顏“樂”所樂何事為命題的。胡瑗在太學裏出的試題就有《顏子所好何學論》，程頤就因為答得好，受到了賞識；周敦頤對程顥的啟發，也是教他去尋思顏子究竟憑什麽“樂”，怎樣才能體達此種人生境界；孔宗翰造了一個顏樂亭，李清臣為他寫《顏樂亭銘》，司馬光寫《顏樂亭頌》，蘇軾寫《顏樂亭詩》[1211]。這一係列活動，使顏“樂”的問題成了哲學的問題，從一般的讀書人的處窮之道，上升到了心性層次或人格的高度上來論述之。如果說，從前的儒者大多把儒學闡述為一種“名教”，使之在內聖方麵有所缺乏，令佛道得以乘虛而入的話，那麽，宋人則已發現儒家本來自有內聖的典範，就是顏子。隻要把顏子學很好地闡發出來，就不必再在治心的方麵求助於佛道了。當然，在顏子學上仍不免暗暗援入佛道，但它畢竟可以明白地被宣稱為一種儒家的學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