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負青天、依托大地的“寄寓”者，是超越之思與創造精神的一體化，故既具“縻之不可矧肯求”的獨立人格，又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卓越創造，而滄海鯨波與西掖鑾坡皆所不辭。世俗羨稱“坡仙”，但蘇軾的人生哲學實是要堂堂地做個“人”，展示“人”的創造力的豐富性。南宋詞人宋自遜曾對此表示不解，其《賀新郎·題雪堂》詞雲：“喚起東坡老。問雪堂、幾番興廢，斜陽衰草。一月有錢三十塊，何苦抽身不早？又底用、北門摛藻？儋雨蠻煙添老色，和陶詩、翻被淵明惱。到底是，忘言好。”[1282]他的意思是，東坡既已獲黃州之譴，應該就有了超脫的了悟，又何必還要有此後的一番作為呢？此正未解“寄寓”思想的積極創造一麵，以枯槁為達道，算不得高見。以超塵脫俗的氣質，寓意於各種形式的文化創造活動，從而展示其文化性格內涵的豐富性，這才是蘇軾的動人之處。千百年來，他的性格魅力傾倒過無數的中國文人，人們不僅歆羨他在事業世界中的剛直不屈的風節、民胞物與的灼熱同情心，也景仰其心靈世界中灑脫飄逸的氣度，睿智的理性風範，笑對人間厄運的超曠。中國文人的內心裏大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綠洲，正是蘇軾那種成熟的人生態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使他與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建立了異乎尋常的親切關係，對於後世文化人的性格塑造起到巨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達到成熟階段的時候，產生了蘇軾這樣的文化性格，對其整體內涵作出探討，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以下僅從狂、曠、諧、適四個方麵略尋端緒。
中國文人中不乏狂放怪誕之士，除了生理或病理的因素外，從文化性格來看，大致有避世和傲世兩類。前者佯狂顛倒以求免禍，是保護獨立人格的曲折方式，如阮籍；後者則張揚個性，不惜與世俗尖銳對抗，寧折不彎，如嵇康。其超拔平庸的性格力度和個性色彩，不但對於具有詩人氣質的文士頗具吸引力，即便一些溫文爾雅的學者，內心裏也會因其見識超卓而有狂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