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軾居蜀守孝之時，北宋朝廷正在更新換代。早在治平三年（1066年）蘇軾離京之際，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已經為了“濮議”之事而與知諫院司馬光、禦史呂誨、範純仁（範仲淹子）、呂大防以及侍讀呂公著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果除司馬光外，呂晦以下全被貶逐。但不久，宋英宗崩，太子趙頊即位，就是以變法聞名的宋神宗。即位的當年（治平四年，1067年），韓琦、富弼、歐陽修都解去宰相、樞密、參政之權，出任地方官。熙寧元年（1068年）翰林學士王安石被召見，力陳變法大計，甚得神宗之意。在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等一批五十歲左右的入相呼聲較高的官員中，宋神宗經一番籌劃後選擇了王安石作他的輔臣。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接著，依其提議創設“製置三司條例司”的新機構，作為變法的主持機關，由王安石實際負責領導。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此開始。恰恰在這個時候，蘇軾兄弟到達汴京。
命運注定蘇軾要卷入這場巨大的政治風波，自此起直到他離世，其政治、學術和文藝創作，都與王安石的“新法”及變法理論“新學”密切相關。在這中間，有學術思想的歧異、政見的對立、人生態度的不同，也有意氣之爭或黨派傾軋的因素，情形十分複雜，本書以後各章節都要詳論，這裏隻略敘蘇軾經曆，但也必須先概述一下王安石的變法措施。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學有專長，矢誌改革的學者型政治家。在執政以前，曾曆任地方官，並在所轄地區創試了若幹改革措施，有的效果良好，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變法理論和方案，在嘉祐三年（1058年）所作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即已有係統的表述[148]。宋神宗即位後，有誌於富國強兵，故擢用王安石，更易法製以圖富強，這就有了“新法”。其主要內容，可分為理財與整軍兩類。屬於理財的有青苗法[149]、免役法[150]、均輸法[151]、市易法[152]、方田均稅法[153]、農田水利法[154]等；屬於整軍的有減兵並營[155]、將兵法[156]、保馬法[157]、保甲法[158]等。為了培養適於推行“新法”的人才，又要改變科舉製度，取消詩賦，改試經義、策論，並製定經義（儒家經典的闡釋）的標準答案，用以統一思想。這是古代程試之文從唐代的詩賦為主轉向明清之“八股文”的關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