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今河南臨汝）在宋時屬京西北路，離北宋政治中心較近。從黃州移汝州，雖然仍是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但那意思，似乎是將得罪貶竄轉為賦閑待用了。這大概是宋神宗晚年準備調和參用新、舊黨人的一個表示，蘇軾自也在他的考慮之內；而蘇軾本人，當亦須將自己的心態、政見調整到與神宗之意相一致，以期重獲政治生命。[239]從待用到複起，還有一段時間，故蘇軾不必急著趕往汝州，他可以慢慢前去。從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離開黃州，他即順長江東行，此行程是要從長江入運河，轉淮河，再轉汴水，然後設法赴汝州。這條水路，如與陸路相比，顯然是兜了個大圈子。但這一兜，卻使他的活動有了豐富的內容。
舟至九江，他登岸去遊廬山，然後又南赴筠州與蘇轍會晤，留居十日而別，已經是五月了。回程再遊廬山，盡情探訪名勝，留下許多詩篇。時其長子蘇邁已被任命為德興（今屬江西）尉，他送行到湖口（今屬江西），夜遊石鍾山，寫下著名的《石鍾山記》[240]，事在六月。接著繼續東行，於七月抵達金陵（今江蘇南京）。在這裏，蘇軾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
這一對政敵的會見，可以稱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筆記中對此事津津樂道，但關於兩人相見的情形[241]與相談的內容[242]，卻是異聞紛呈，而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則不著一言，令人莫測究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軾於八月離開金陵前，他們曾數次會麵，相談甚歡，其結果是兩人都有了結鄰而住的意願[243]。看來，不但是對以前的齟齬取得了諒解，也不但是在道德學問、詩歌唱和上相得，而且在政治態度上也有所默契了[244]。此時的王安石已步入暮年，蘇軾贈詩中有“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245]之語，他親眼看到了當年那個大刀闊斧主持改革的一代名相，如今成了喃喃自語的騎驢病叟，這是令他深深為之感慨的。一年多後，王安石在朝廷廢除“新法”的緊鑼密鼓中孤寂地離開人世，而蘇軾卻在一些場合成為神宗和王安石的辯護人，堅持著對“新法”持“校量利害，參用所長”[246]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