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
1937年11月，國民黨軍隊棄守上海。這個聞名世界的大都市淪陷了。自此至1941年“一二·八”珍珠港事變為止，上海的英法租界孤立於日占區的重重包圍之中，成為孤島，形勢十分險惡。此間大批左翼作家和民主主義作家紛紛撤離，四處離散。文學創作隊伍日漸龐雜，客觀上給一些不知名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發表機會。而自五四以來的以北京和上海為北南中心的現代文學格局受到了很大突破。因為戰爭，上海很多有名的大型文學刊物先後停刊，如《文學》《文叢》《中流》《譯文》《光明》《作家》等。作家們失去了從容的寫作心境，部分作家提倡投筆從戎的前線主義，因此新文學在上海的地盤日漸縮小。部分留居在上海的進步作家如鄭振鐸、許廣平、柯靈、王任叔、唐弢等，利用租界的特殊條件，堅持進步宣傳，鼓吹正義事業，力所能及地維護和發揚著新文學憂國憂民的傳統。但在1941年12月日軍侵入英法租界後，他們辦的刊物先後被迫停刊，許廣平、柯靈等亦遭逮捕，史稱“孤島文學”的這一段曆史結束了。
之後的上海文壇，除了部分進步作家的零星之作外，大量充斥的是汪偽政府的和平文學和代表市民生活氣味的軟性文學。大的書局報社受日偽控製，隱名的小書局和報刊紛紛出籠。當時讀書圈子很小，圖書銷售業較為蕭條，淪陷區物價飛漲，經濟困難，一般作家難以著書維持生計。更因為在侵略者刺刀下，在日偽特務機關的注視下，人們不能自由地談天說地，發表見解，於是逃避現實，麻木無聊的作品如色情、恐怖、偵探、武打、怪異、掌故、軼事、秘史之類泛濫成災。軟性文學和影劇成為人們的主要精神消費。這種現象，與當時的社會心理也是緊密相關的。這已是抗戰後期，抗戰文學有一定衰弱。長期的抗戰，人們滋長了疲憊心理，疲憊和鬱積情緒需要發泄，於是迎合了這種情緒的報刊紛紛出籠。這，正體現了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相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