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蘇軾出獄，責受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
這是蘇軾生平遭受的第一次貶謫。
有宋一代例不殺士大夫，當官員因與當政者意見不合或任職不堪而獲罪，往往處以貶謫。
貶謫即將已定罪的官員、氏族，貶謫、遷徙到遠離本土本職之地，其流放之所多為山窮水惡、窮鄉僻壤、人寧事少的落寞地域。
仕途挫折，精神上的抑鬱，流放之地的艱苦，必以此種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匱乏使人陷入絕境。
始料未及的是，黃州的荒蠻曆史和僻靜環境，竟成為蘇軾最理想的去處。因為此刻，他需要冷靜。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索漠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雲：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其一）
黃州，是杜牧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元豐三年（1080）二月，蘇軾到達黃州。這一年蘇軾四十五歲，宋神宗三十三歲。
此時皇帝正當年輕，臣子已屆中年，這樣兩個精神卓絕、政治理想南轅北轍的人計較光陰，年長而身為人臣的蘇軾不能不感到無望。
赴黃途中，蘇軾思慮前因後果，對弟弟子由說：“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預見並決定長久地待在黃州了。
五月，在悵惘的雨季，身在僻陋黃州的蘇軾感到發自內心的寒冷，他仿佛連呼吸都充斥著絕望。
當時，在黃州太守徐大受的關照下，蘇軾寄寓定惠院僧舍。
定惠院住持為蘇軾在竹林下開辟嘯軒一間，蘇軾自謁見太守後便再不見人，杜門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