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對教師職業的態度和他與同事之間的關係有關。毫無疑問，同事對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樸實、善良、自然。他對每個人都很親切，不論對方是什麽身份。對高官大員他也很友善，因為他有很強大的內心，明白沒必要用冷淡的態度表露自己的獨立。法人團體、教授團隊、大學院係經常有鉤心鬥角、陰謀詭計的事發生，但愛因斯坦從不參與，這樣他對任何人都不造成威脅。他與人交談甚是友好，喜歡講笑話，也喜歡聽別人說笑話。他避免處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別人。而事實上，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和名聲，但他幾乎不這麽做，最多也隻是禮貌地回絕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愛因斯坦總為自己保留著一個“自由空間”——這個由藝術和科學想象力共同打造的巨大空間，讓他遠離了世間的紛紛擾擾。
愛因斯坦在柏林所處的環境有一些特征，有人把它們叫作民族特點，也有人把它們叫作文化特點。這些特征在愛因斯坦心中產生了一種寂寞疏離之感。十八世紀，在弗裏德裏希大帝的統治下，伏爾泰和達朗貝爾這些法國人是柏林科學院的驕傲。到了俾斯麥時代，德國知識分子向民族主義靠攏，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屈從於新德意誌帝國的理念。最初這源於俾斯麥的影響，後來又受德皇威廉二世的左右。這種氛圍也與當時強調德意誌國家和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密不可分，這種思潮盡管在當時並不明顯，但愛因斯坦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微妙的變化。
普魯士人及其效仿者冷酷無情、單調機械的做事方式讓愛因斯坦一開始就覺得特別氣惱。還是學生時，愛因斯坦就感覺懼怕，所以後來逃之夭夭。有時，談及這些感受，愛因斯坦說：“這些金發碧眼的人很冷酷，總讓我不安，他們待人從不將心比心，任何事都要向他們解釋得清清楚楚。”因此，不同背景的人，尤其是對愛因斯坦這樣看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人來說，與這些人生活在一起注定會產生許許多多的矛盾。與馬克斯·普朗克的交往，愛因斯坦就體驗過這種疏離感。盡管馬克斯·普朗克十分認同愛因斯坦科學家的身份，也支持並幫助他入選德國科學院，對愛因斯坦也有很高評價，但愛因斯坦還是能感覺到普朗克這種人的情感和想法與自己完全對立。普朗克用理性論證的方法強迫愛因斯坦認同他的觀點，每當此時，愛因斯坦都能覺察到，疏離隔閡後隱藏著惡意。他選擇不在意，但這也讓他的心裏產生了不安，盡管這種不安不易察覺，但這的的確確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