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爆發後，愛因斯坦所有的同事都以不同的方式在為戰爭服務。物理學家奉命投身於無線電報技術、研發潛艇聲音探測器、預測天氣以及其他重要的科研項目。有人將此視為使命；也有人因貪圖後方的工作條件而去做；還有人趕赴前線，他們認為，與其在安全的實驗室裏工作，不如與將士們一起衝鋒陷陣。
前文多次提到的瓦爾特·能斯特是一名在毒氣研究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德國卓越的物理學家、物理化學家和化學史家。弗裏茨·哈伯是愛因斯坦的一位好友，他是第一個從空氣中製造出氨的德國化學家。利用大氣氮製作氨的方法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麵是因為氨是製造人造肥料和炸藥的化學品，另一方麵，因為英國的封鎖，德國無法進口天然氨化合物。哈伯生於猶太人家庭，卻深受普魯士思想影響，比如他高度重視軍事實力，也願意為崇高價值犧牲個人感情等，這些都是普魯士思想的寫照。因為貢獻傑出，能斯特和哈伯都被授銜德國陸軍少校。能斯特沒把這個虛銜放在眼裏，因為這並不能滿足他。哈伯卻很滿足也相當自豪。
無論這些科學家對當權政府的態度是什麽，他們為戰爭所做的一切都隻是國家處於危難時期的正常之舉。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了戰爭，即知識分子的戰線。當時，知識界出現口舌之戰和宣傳之戰之爭。這樣一來，德國科學家的成就得到特別重視，敵國科學家的工作被貶得一文不值。有一夥德國物理學家曾告知同事，如無必要，不要引用英國物理學家的著作。他們斷言，英國人的整體科研水平較低。之所以經常被人引用，是因為對外國人的崇拜和仰慕之情所致，現在再這樣做是不可取的。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與其說上述現象是為了私利而做出的可以理解的企圖，不如說是德國科學家妄圖證明，德國物理學不同於法國或英國物理學。有科學家指出，盡量不要從英國和法國的科學研究中吸取物理經驗，因為這會讓德國的科學失去純潔，讓德國學生不知所措。人們常說，德國科學極為透徹深刻，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科學則相對粗淺。法國科學的粗淺可以歸結為“淺陋的”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是一種哲學方法，承認人的理性可以作為知識來源的基礎。這種理性主義高於並獨立於感官感知。法國的理性主義嚐試用人的理性來解釋自然，但忽略了自然的奧秘。英國科學的膚淺表現在對感官體驗的過度強調，它隻相信既有事實，而忽略哲學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