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布拉格，愛因斯坦去了維也納。他在那要作一個演講。戰後的維也納和1913年愛因斯坦參觀時完全不一樣。如今，它僅是一個小共和國的首都，已不再是那個偉大帝國的首都。
朋友們的變化也很顯著。他的朋友弗裏德裏希·阿德勒已成為一位公眾人物。戰爭期間，因為奧地利政府拒絕召集議會，拒絕把行動方案提交人民代表審議，弗裏德裏希·阿德勒義憤填膺地幹了他認為是正義的事，在一個時尚酒店的晚宴上他射殺了政府首腦。
阿德勒隨後被逮捕並判處死刑，結果奧地利皇帝卻將其刑罰減至無期徒刑。原因有說是因為阿德勒的父親，他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在政界有地位。還有一種說法，說是他行刺時，頭腦不正常。這個說辭讓減刑變得更容易，但是關於他精神狀態的調查比較引人注目。待在監獄裏的日子，阿德勒寫了一本關於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著作。他認為自己有很強的論據駁斥它。這份手稿經由法庭送到了精神病專家和物理學家手中。他們通過這份手稿來判斷作者是不是精神紊亂。於是，我也收到了該手稿的副本。專家們，尤其是物理學家們陷入艱難處境。阿德勒的父親和家人想要這本作品成為阿德勒神經錯亂的依據。但是，此做法必然會對他產生一種極大的侮辱，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完成了一部優秀的科學著作。另外，客觀地來說，除了他的論據不當，這本書沒有什麽異常。我想，他最後獲得減刑的原因是因為他父親的威望和皇室的妥協，並非是因為他駁斥相對論的瘋狂言論。
在維也納，愛因斯坦和著名的物理學家弗利克斯·埃倫哈夫特住在一起。埃倫哈夫特的整個工作模式與愛因斯坦截然不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偶爾間發現，彼此之間意氣相投。愛因斯坦對從一些基本原則中得出多少結論總是很感興趣。自然現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匹配一個簡單模式，愛因斯坦對此也很有興趣。然而，埃倫哈夫特是一個鍾情於直接實驗的人，他隻相信自己看到的，並且不斷地發現，一些孤立的現象不能與大道理相匹配。為此，他常遭受鄙視，那些將普遍原理視為信條的人更加鄙視他。像愛因斯坦這樣提出了這些基本原則的人，每每聽說有例外時，總是被神秘地吸引著。盡管他不相信例外的存在，但是他仍猜想在這些觀察中，也許有新知識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