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旅行在某種程度上對改善德國科學家和美國、英國科學家的關係有所貢獻。對於德國共和國政府和德國科學家們來說，這是令人愉悅的，但是對那些認為在西歐德國人被看作是劣等民族並想要摧毀他們文化的群體來說，這令人非常憤怒。愛因斯坦受到友好接待的報告削弱了這種“暴行政治宣傳”的影響。關於愛因斯坦如今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到訪巴黎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這是德國“死敵”的首都。有謠傳說法國的科學界一直試圖勸說愛因斯坦到訪法國，這樣他們可以親自和愛因斯坦探討新理論。他的理論在法國也得到了極大的尊敬，但是很多人發現理解很困難。例如，法國數學家保羅·潘勒韋，在戰爭期間，他是軍事部長，後來被任命為總理和法國下議院主席，他在法國政界扮演著領導角色，他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很感興趣，但在很多方麵曲解其意，也正是因為這種誤解導致他攻擊這一研究。後來他收回自己所有的反對。偉大的法國物理學家保羅·郎之萬很快領會到了愛因斯坦理論的含義，有次他對我說：“潘勒韋在研究愛因斯坦著作，但很不幸直到他寫相關文章後，才開始非常仔細地研究。也許這是他習以為常的政治研究順序。”
郎之萬不僅是一個睿智的科學家，同時積極參與每項能促進國際調解事業的活動。在法國最高科學院法國大學，他做出了邀請愛因斯坦來巴黎的決定。他提議使用學院本來用於邀請其他傑出國外科學家做演講的捐贈基金。這項決定得到了潘勒韋的熱烈支持。但也有些反對者。民族主義者不想讓對愛因斯坦的接待造成一種假象，即他們對其敵意減弱。他們企圖用各種威脅方式誘導郎之萬和他的朋友放棄對愛因斯坦的邀請，就像德國的類似組織試圖迫使愛因斯坦放棄接受這次邀請。然而，當時這兩個組織都不夠強大到達成自己的目的。愛因斯坦接受了來自法國大學的邀請，並在1922年3月末啟程前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