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客”這種勾當，古已有之。不過，在宋代之前，“天價宰客”之類的事情應該比較少見，因為商家得以將物價弄成“天價”，理論上需要先實現商品定價權的市場化。而宋代之前，比如盛唐時朝，市場是實行比較嚴厲的價格管製的，一項商品賣什麽價錢，主要取決於政府部門這隻“看得見的手”。
唐政府在首都長安及各州郡設立“市司”，“掌市內交易”。市，即市場，通常隻設於州縣城，“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商民交易，隻能在政府指定的市內。而且，市按時啟閉，“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眾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每隔十天，市司還要對市場出售的每一種商品評估價格，根據商品質量的優劣定出上、中、下三種“政府指導價”，這個定價機製叫作“三賈均市”，又叫作“時估”製度。唐政府要求市司定價時必須做到公平公正，不可畸高畸低，“諸市司評物價不平者，計所貴賤，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
可以想象，如果嚴格執行這套“三賈均市”的製度，是不大可能出現“天價宰客”的。當然，任何製度執行起來都會打折扣，所以我們也不能說唐朝不會發生“天價宰客”事件。
入宋之後，盡管宋朝政府繼承了“三賈均市”的製度，但製度的內涵已經不同於唐代。對物價作出估定的機構，不再是政府部門，而是各行業的商界領袖——行頭，比如，北宋東京的茶葉，例由茶行的大商戶聯合定價；南宋杭州的商品糧，“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於米市做價”，米價也是由米行擬定。換言之，商品的定價權已經從政府轉移到市場。
宋朝的工商業遠比唐朝的繁榮，乃是得益於更深入的市場化。但從壞的角度來說，定價權的市場化，也給了一部分大商人操縱市場、把持物價的機會。因此，宋朝發生“天價宰客”事件的概率，是遠遠大於唐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