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近代化轉型的發生，學界有兩個假說最為著名，一為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提出的“衝擊—回應論”。何謂“衝擊—回應論”？概括地說，就是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隻有在經曆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曆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
另一種假說是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論”。持“唐宋變革論”的學者相信，宋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近代化轉型，表現在政治、社會、經濟諸個層麵。如果說，唐朝是中世紀的黃昏，那麽宋朝便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唐宋變革論”不但為宋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也可以給我們討論中國的近代化轉型帶來啟示。按照“唐宋變革論”的思路，顯然中國的近代化轉型是內生的，是傳統文明自發演進的結果。
中國大陸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學者，大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了費正清“衝擊—回應論”的深刻影響，換言之，在反思傳統的立場上，他們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
最近讀到晚清近代史研究方家雷頤先生一篇介紹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的文章，文中說：在傳統中國，公共空間畢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覺”，如中國的園林可謂曆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皇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無“公園”；奇禽異獸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從無公共“動物園”；中國曆來不乏嗜書如命的藏書家，幾大藏書樓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談，但不是皇家館閣就是私人藏書樓，從無公共“圖書館”；文物古董從來是文人學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眾，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從無公共“博物館”；從來隻有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從無現代意義上公開傳遞信息的報紙。而這類“公共”，都是在西學東漸影響下，非常晚近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使我們的“公共空間”得到不小的擴展，可謂“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