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在內的多個城市都發布了“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市場”的規劃，在樓價高企不下的情勢下，我們不妨預期：公共租賃房的擴大供應，應該可以滿足一部分暫時購買不了商品房的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緩解當前緊張的住房供需矛盾。
從世界範圍的經驗來看，一個城市的規模越大，經濟越繁榮，人口流動越頻繁，那麽這個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也會越低，租住率則相應提高，比如，據美國國家人口普查局發布的2010年官方普查數據，美國居民的房屋自有率為65.1%，城市的房屋自有率僅為47.3%，紐約市更是隻有33.0%。租房的門檻遠遠低於購房，更容易滿足城市中低收入人口、流動人口以及年輕群體、單身群體的住房需求。因此，推進租賃房（包括公共租賃房）的建設可謂順應了城市發展的曆史方向。
從曆史的經驗來看，中國曆史上正好有一個時期，公共租賃房市場非常活躍，可以為當下的公共租賃房建設提供借鑒。這個曆史時期便是宋代。
眾所周知，宋朝工商業繁榮，城市化率較高（按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統計，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作為對比，清代中葉的城市化率約為7%），東京開封府的城市人口超過10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超級大都市。據包偉民先生估算，北宋後期，東京市區的人口密度約為12000～13000人/平方公裏，相當於今天的日本東京都。
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大城市，必定是寸土寸金，房價高不可攀。北宋前期，東京的一套豪宅少說也要上萬貫，一套普通的住房也叫價上千貫；而到了北宋末，豪宅的價格更是暴漲至數十萬貫，以當時銅錢的購買力折算成人民幣，少說也得5000萬元以上。別說市井細民無力購房，就連宰相級別的高官，也不乏租房居住之人，有些薪俸較低的中下層官員，由於每月都要交房租，還成了“月光族”，比如有一位叫作章伯鎮的京官就發過牢騷：“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