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於我個人的讀史經曆而言，有重大意義。我少年時多讀魯迅、柏楊雜文，對中國曆史、對傳統文化持一種反傳統的淺薄啟蒙主義立場。直至年歲漸長，對國史了解漸深，此時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將自己的曆史觀扭轉過來。
錢先生的曆史觀，總而言之，可以總結為他在《國史大綱·引論》提出的幾句話：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者，應該對本國曆史略有所知；對本國曆史略有所知者，應該對本國曆史心存溫情與敬意；對本國曆史心存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有此曆史觀之國民漸多，國家乃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我對國史之情感與看法，受錢先生這一史觀影響頗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曆史關注點放在宋代，這幾年也寫過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錢先生對於宋朝體製的評價卻是極低，他認為，若從政治製度上來看，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時代，不但毫無建樹，而且比之唐朝還倒退了幾步。
史學界與民間講史者關於宋朝的“積弱積貧”評價，最早便出自錢穆先生著作：《國史大綱》“兩宋之部”的第一個標題便是“貧弱的新中央”，題目下分述“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亦稱：“（宋王朝）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麵是冗兵，一方麵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經錢先生肇始，“積弱積貧”已成大眾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宋朝形象。
錢先生又認為，“宋代的相權，較唐代低落得多”，因為漢唐時屬於宰相的幾項職權都被分割出去，比如軍權劃給樞密院，財權劃給三司，而“相權低落之反麵，即是君權提升”。錢先生還認為，宋朝的台諫權出現了退化，因為“諫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諫，又如何得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