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辦一份報，最早想辦《理想月刊》，隨後有了“新月社”又想辦新月周刊或月刊，沒有辦成的大原因不是沒有人，不是沒有錢，倒是為我自己的“心不定”：一個朋友叫我雲中鶴，又一個朋友笑我“腳跟無線如蓬轉”，我自己也老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這幾年隻是虛度，什麽事都沒辦成，說也慚愧。我認識陳博生，因此時常替《晨報》寫些雜格的東西，去年黃子美隨便說起要我去辦副刊，我聽都沒有聽；在這社會上辦報本來就是沒奈何的勾當，一個月來一回比較還可以支持，一星期開一次口已經是極勉強了，每天要說話簡直是不可思議——垃圾還可以當肥料用，拿瀉藥打出來的爛話有什麽去路！我當然不聽。三月間我要到歐洲去，一班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內中頂蠻橫不講理的陳博生與黃子美，我急了隻得行賄，我說你們放我走我回來時替你們辦副刊，他們果然上了當立刻取消了他們的蠻橫，並且還請我吃飯餞行。其實我隻是當笑話說，那時賭咒也不信有人能牽住我辦日報，我心想到歐洲去孝敬他們幾封通信也就兩開不是？七月間我回來了，他們逼著我要履行前約，比上次更蠻橫了，真像是討債。有一天博生約了幾個朋友談，有人完全反對我辦副刊，說我不配，像我這類人隻配東飄西**的偶爾擠出幾首小詩來給他們解解悶也就完事一宗；有人進一步說不僅反對我辦副刊並且副刊這辦法根本就要不得，早幾年許是一種投機，現在可早該取消了。那晚陳通伯也在座，他坐著不出聲，聽到副刊早就該死的話他倒說話了，他說得俏皮，他說他本來也不讚成我辦副刊的，他也是最厭惡副刊的一個；但為要處死副刊，趁早撲滅這流行病，他倒換了意見，反而讚成我來辦《晨報副刊》，第一步逼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可永免副刊的災殃。他話是俏皮可是太恭維我了；倒像我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還是無結果。後來博生再拿實際的利害來引誘我，他說你不是成天想辦報，但假如你另起爐灶的話，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準備貼錢，對不對？反過來說，副刊是現成的，你來我們有薪水給你，可以免得做遊民，豈不是一舉兩得！這利害的確是很分明，我不能不打算了；但我一想起每天出一張的辦法還是腦袋發漲，我說我也願意幫忙，但日刊其實太難，假如晨報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話，我總可以商量……這來我可被他抓住了，他立即說好，那我們就為你特別想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總合式了。我再不好意思拒絕，他們這樣的懇切。過一天他又來疏通說三天其實轉不過來，至少得四天。我說那我隻能在字數裏做伸縮，我想盡我能力的限度隻能每周管三萬多字，實在三天勻不過來的話，那我隻能把三天的材料攤成四分，反正多少不是好歹的標準不是？他說那就隨你了。這來笑話就變成了實事，我自己可想不到的。但同時我又警告博生，我說我辦就辦，辦法可得完全由我，我愛登什麽就登什麽，萬一將來犯什麽忌諱出了亂子累及晨報本身的話，隻要我自以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還有一層，在他雖則看起我，以為我辦不至於怎樣的不堪，但我自問我絕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群眾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暗與褊淺我是不來的；我來隻認識我自己，隻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願意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要說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說的。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但這來為你們報紙營業著想卻是一個問題……我們那位大主筆先生還是不信，他最後一句話是“你來辦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