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八九年，中國在經曆幾世紀分裂之後，又統一在隋朝（公元五八九〔五八一——譯者注〕至六一七〔六一八——譯者注〕年）統治之下。但是不久之後，隋朝又被比它更強大、更加中央集權化的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所取代。從文化和政治上看，唐朝是中國漫長曆史中的黃金時代，可以與漢代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麵還超過了漢朝。
公元六二二年，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標準開科取仕的製度，開始建立。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在位）下令，太廟中修建孔廟。公元六三〇年又下詔，命碩學大儒審定儒家經典標準文本，然後從當時流行的各種注釋文本中選出標準文本，再據以作出官方審定的注疏。經過這樣的程序，選出的經書標準文本和注釋文本與新編寫的注疏，都由皇帝頒布，在太學中講授。這樣，儒家思想再次成為國家確認的官學，通行全國。
但是這時的儒學已經喪失了過去在孟子、荀子、董仲舒時代所擁有的活力，雖然經書文獻都照舊存在，注釋之類比過去更多，但它們既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在道家思想再起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人們對形而上學的問題和我稱之為“超道德”的價值，在當時人稱為“性命之學”，實際是人的本性和命運的問題，感到更大的興趣。本書前麵第四章、第七章和第十五章裏都曾指出，在《論語》、《孟子》、《中庸》裏，尤其是在《易經》裏，並不乏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但是，新的時代，新的問題，使人們感到，舊的思想傳統已不足以應付時代的挑戰，盡管皇帝手下的官方學者已經做了巨大的努力。
韓愈和李翱
一直到唐中葉以後，韓愈（公元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李翱（公元八四四年卒）才對《大學》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釋來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問題。韓愈在所著《原道》篇裏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