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由美國麥克米倫公司於一九四八年出版，迄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在這半個多世紀裏，世界和中國都經曆了巨大的變化，馮先生也已經仙逝多年。但是，細心的讀者讀馮先生的這部著作，會覺得如同是新著一樣。為什麽會是這樣？我想，原因之一是因為，馮先生治中國哲學史六十餘年，他不僅是迄今無出其右的中國哲學史家，而且是“貞元六書”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學家。《簡史》問世之時，是在馮先生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出版十幾年，又在“貞元六書”完成之後；資料是古代的，眼光卻是現代的；運用史料時是史家，探討問題時卻是哲學家。就篇幅說，此書遠少於《中國哲學史新編》；就內容說，卻正好最鮮明地表現了馮先生自己的特色。原因之二是，馮先生輕鬆駕馭著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這兩部曆史，來寫作這部《簡史》，思想資料是中國的，考慮哲學問題的眼光卻是世界的，這是迄今在國際學術界還未見有第二位能做到的。這本書引人入勝，就由於它的這些特色。
翻譯本書，如同探險，個中樂趣，其味無窮。念自嚴幾道先生懸“信、達、雅”為譯事三難之後，三字已成翻譯通則。朱光潛先生認為，三字中，“信”字最為重要，這不難理解，但要做到，並非易事。翻譯外文書刊，大概詩歌、哲學兩類著作最費斟酌。這兩類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詞按字義翻譯，應不是十分困難；難的是在翻譯這兩類著作時，不能隻滿足於“形似”，還要求其“傳神”。這本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對藝術的要求；仔細想一下便能發現，無論是詩人、藝術家、哲學家，都往往是社會裏受過一定教育、有一定生活經曆而十分敏感的人，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麵生活的磨難中對曆史、時代、社會、人生進行反思。社會變動越急劇，這種反思也越像大海波濤一樣無法自已。人的生活感受往往超過自己用語言文字表達的能力，為此而“言不盡意”。在中國，還有時是由於兩千年專製統治形成的社會環境限製，而不能暢所欲言，於是隻好運用比喻和暗示而“意在言外”。詩人、藝術家、哲學家除了在自己作品已說的之外，常“言有盡而意無窮”。視聽藝術訴諸人的形象思維，語言藝術則離不開語言，因此，中國的詩人和哲學家都同樣強調“言外之意”。藝術家的手法和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在這一點上十分相似，這成為中國藝術的特色，也成為中國哲學的特色。為此，詩歌和哲學著作的翻譯，往往需要邁過“形似”，而要求“傳神”。如果低於這樣的要求，譯者便難免會感到內疚。這是我在翻譯本書時，常常深夜捫心、惴惴不安的地方。舉例來說，魏晉以後十章，在書中篇幅雖較先秦、兩漢部分為少，而涵蓋曆史事件和時間則遠超過前半，牽涉的問題也遠超過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