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嚐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隻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
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
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
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製，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為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有文義之差而已哉！
予昔有誌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中，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牆下有賣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雲：“當下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複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為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注曲為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為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為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