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即此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極則，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腳，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糅，時與物搆，而善不善之差數覯。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隻是樂而**、哀而傷，其間差之毫厘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先正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顏氏之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在。才一遷怒，與世人睚眥而殺人者何以異？紾兄臂，踰東牆，隻是乘於食色之見仁而過者耳。蓋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過不及隻爭些子。此一些子，說得是偏，說不得是與善對敵之惡。惟其失之於偏，故善反之，而即是中也。若是對敵之惡，則不可反矣。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寃乎？為善為不善，隻為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隻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為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麵，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麵蹉過。總之太極陰陽隻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