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聯係劉勰《文心雕龍》全書,劉勰主要把文體分為四個相互聯係的構成要素,這就是:體裁、體要、體性、體貌,這四個要素既包含客觀的,也包含主觀的;既包含內容的,也包含形式的;既包含隱的,也包含顯的。對於這四者的界說,以及闡發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將另有文章加以說明,現在我們先來解釋劉勰的“體有六義”說。《宗經》篇的“體有六義”的“體”,如前所述,是指“體要”和“體貌”而言的。那麽,劉勰為何要如此重視“體要”這個概念呢?文體中的“體要”是指什麽呢?
一般的文學史都承認,中國古代文學從發展的角度看,衍化為兩個係統:一個是以《詩經》為源頭的寫實主義的係統;一個是以後來辭賦為源頭的浪漫主義的係統,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條大河,滔滔滾滾,曆經2000多年,一直流到現代。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當時也看出了中國古代文學在發展中的兩大係統,他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指出:“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這段話中,劉勰清楚地把中國古代文學分為“詩人”之作和“辭人”之作兩個係統,他認為這兩者的區別一個是“為情而造文”,一個是“為文而造情”,並對後者提出了批評。他的這個批評顯然是值得商榷的。他沒有看到辭賦作為一種新的體裁,有它自身的藝術追求。但他對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賦的批評,指出這些賦體一味歌功頌德,鋪排詞句,內容空虛,而他所居處的時代的創作一味學習這類辭賦的寫法,以至於綺靡不堪,這也大體符合實際。《序誌》篇又進一步揭示了這兩個係統差別的根源,“……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劉勰認為辭賦家的“失誤”,在於他們的作品,離開聖人很久遠了,走向綺靡細巧的方麵,這樣“文體解散”,創作也就產生了病態;而“文體解散”中最重要的,又是不能做到“宜體於要”。“宜體於要”,這裏的“體”是動詞,大概是說,作者作文要體會那思想、感情和其他內容中的重要之點,不可喪失“體要”。對漢代以來的辭賦體創作,用“文體解散”和看輕“體要”的話語來加以批評,這在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足見劉勰對於“文體”中“體要”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