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古典文化語境中,“體”或“文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今人遇到“體”或“文體”,就把它理解成文章體裁,即所謂的“文類”。這種說法是以今律古,把文體概念簡單化,因而是不恰當的。實際上,無論古今,在具體的曆史語境中,“文體”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千萬不可與體裁混為一談。“五經”之重要,不但在於它講了天、地、人及其關係,揭示了世界存在的規律,同時也提出了“為文”中運用和創造“體”的道理。
筆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文學文體,那時候可依憑的資料較少,主要依憑的就是魏晉以來曹丕、陸機、劉勰、摯虞等人的片段論述,此外還有幾本《法語語體學》《英語語體學》等,研究不深入,但我經過數年的研究,撰寫並出版了《文體與文體的創造》一書,其中提出的對“文體”的界說是這樣的:“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體定義實際上可分為兩層來理解,從表層看,文體是作品的語言秩序、語言體式;從裏層看,文體負載著社會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評家的個體的人格內涵。”[2]我的意思是把文體放在“體”的形成過程中來把握。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隻把文體理解為“體裁”和“風格”,這種理解過於簡單。體裁作為一種客觀的語言結構樣態,如何一下子會“跳”到具體個性特征的“風格”上麵去呢?我當時就提出在體裁與風格之間,還要有一個中介,這個中介就是“語體”。所以我認為體裁→語體→風格,這是文體由淺層次升華到深層次的過程。文體是一個係統,寫作需要體裁,一定的體裁需要使用一定的語體,某種語體在一個作家的筆下達到成熟或極致,這就是文體了。風格不是單純的語言形式,它折射出人的個性、文化、曆史、時代境況。那時,我很看重《文心雕龍·體性》篇,特別是《體性》篇中的“因內符外”的思想,認為文體與人的關係非常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