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勰其人
根據《梁書》列傳記載:劉勰,字彥和,原籍山東東莞莒縣(今屬山東)人。其祖在永嘉之亂時南遷,僑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其父曾官至“越騎校尉”(統率騎兵的武官),但過早去世。在劉勰20歲左右時,其母也去世,家境更為淒涼,“家貧不婚娶”。但劉勰從小就很好學,他曾跟隨當時定林寺的僧祐學習並校訂、編定佛經,經過十餘年的努力,“遂博通經綸”,當時定林寺的經藏,就是劉勰編定的。劉勰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他約33~34歲時,撰寫了長篇論文《文心雕龍》(約4萬字)。他的這部著作,雖然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但從《原道》《宗經》《征聖》諸篇看,還是偏重於遵從儒家經典,講究“述誌為本”,對當時流行文學追求形式美的傾向有所批評,所以不能反映那個時代的精神,因此“未為時流所稱”。但劉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幹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2]這段文字為唐人姚思廉所寫,似有些疑問。沈約在梁代官至尚書令,領太子少傅,而且是當時文壇領袖,其文學主張與劉勰不同,大力提倡駢體文,講究“四聲八病”和用典等,是當時文學新聲的代表人物,怎麽會覺得較為守舊的《文心雕龍》“深得文理”呢?而且把《文心雕龍》“陳諸幾案”,隨時翻看。難道他就看不出劉勰的著作實對他所喜愛的時文的文風,即過分形式化表達了不滿嗎?當然,這裏有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沈約根本沒有看,所謂“深得文理”的說法是寫《梁史》的姚思廉杜撰的;第二種可能是沈約看了,沈約本人在主張文風變革的同時也仍然信奉儒家思想,所以對於劉勰這部“唯務折衷”的書,在古典與新聲之間徘徊的書,也就有同感,並加以肯定;第三種可能是沈約看了,他對於這部用漂亮的駢體文寫的著作,從他的重形式美的探索的觀點出發,加以讚賞。劉勰的《文心雕龍》五十篇的確是駢體文的典範,有些篇如《神思》《物色》諸篇,寫得跟詩一樣美。劉勰寫駢體文章在當時就很出名,《列傳》中說:“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在這三種可能中,我是比較讚成第二種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