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啟功先生說:“漢字是單音節而且有聲調高矮的變化,這就影響了漢語詩歌語法的構造。我常說漢語的詩歌像是七巧板,又如積木。把漢語一個字一個字拚起來,就成了詩的句子。積木的背麵是有顏色的,擺的時候照著顏色塊的變化來。由單字拚合成詩句,它也有個‘顏色’問題,就是聲調的變化,漢語詩歌特別重視平仄、高矮高矮相間,如同顏色的斑斕,這樣拚成的詩句才好聽,才優美。”[1]又說:“漢字的字(詞)不但在數目增減上有活躍性,而且在音調上也具有抑揚的靈活性。二者相乘,使得普通的表意的漢語和美化的藝用的漢語,平添了若幹倍的功能。”[2]
問題是,古代漢語具有平仄的區別以及兩者可以在寫作中交錯使用,增加作品語言的音樂美,那麽,對此問題的認識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一般認為對於漢語四聲的區別的認識,和對漢字聲音抑揚的運用,是從漢魏時期開始的。葛洪的《西京雜記》第44條記載:“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嚐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複敢言作賦之心矣。”[3]司馬相如身處西漢,他在創作賦的過程中,已經感覺到賦的語言不但要有像錦繡般那樣華麗,而且還要講究朗讀起來時的聲音的抑揚頓挫之美,即以一宮一商交織成一經一緯,做到能悅耳動聽。這裏他已經意識到字音的高低起伏的問題,但還沒有意識到漢語中的四聲問題。
啟功先生據《世說新語》“傷逝十七”說“王仲宣(王粲)死了,為他送葬的人因為死者生前喜歡學驢叫,於是大家就大聲學驢叫。為什麽要學驢叫?我發現,驢有四聲。這驢叫有ēng、é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還有一種叫‘打響鼻’,就像是入聲了。王仲宣活著的時候為什麽愛聽驢叫?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發現了字有四聲,驢的叫聲也像人說話的聲調”。[4]啟功先生的發現很有意思,但我認為這是講課時的玩笑,不足為憑。但啟功先生說“注意到漢字的四聲,大概是漢魏時期的事”,則是可以相信的。如釋慧皎《高僧傳》十三《經師論》雲:“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我國音韻學在魏晉時期的確得到發展,第一部韻書《聲類》是李登著的,它開始用宮商角徵羽五聲來分別字音。孫炎的《爾雅音義》開始用反切注音,呂靜編《韻集》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漢字字音的認識,這就為後來的四聲的發現及運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