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對於在其之前的文學史,既作了簡要的“質文代變”的描述,準確地指出其特點,又分析其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要言不繁,是不容易的。例如,對建安文學的特點,用“梗概而多氣”來概括,是很得體的,後代的文學史家紛紛加以征引。特別重要的是,對於文學“質文代變”、“質文沿時”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劉勰也做了懇切的分析,具有理論價值。
在《時序》篇中,作者對文學變化發展的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的分析和概括,形成了一個有聯係的係統,即政治教化、社會心理、學術風氣、文學繼承、君主提倡和個人天才等六個因素。
(1)文學變化與政治教化。在劉勰看來,政治是否清明,是文學發展是否健康的一個重要原因。他以唐、虞到夏、商、周三代為例,講治世之音和亂世之音的不同。治世之音,“心樂而聲泰”、“勤而不怨”、“樂而不**”;但亂世之音則“怒”且“哀”。所以劉勰總結說,“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所謂“風動於上”,指政治的變化,而“波震於下”則指文學隨政治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認識,揭示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比“物感”論又進了一步,“感物吟誌,莫非自然”,隻看到了文學與自然事物的關係,是不夠的。單純的感物,並不能說明文學發生的原因,因為人處在社會關係中,而這種社會關係又以政治關係為最重要。劉勰這種看法,實際上揭示了文學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關係。但這並不是他的發明,前人早已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文學變化的原因。這一點本文開頭已經談到了。
(2)文學變化與社會心理。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這裏所說的“世情”和“時序”是什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得寬一些,那就是把上麵所說的政治狀況、社會狀況、學術風氣、君主的提倡等,都可以包括在裏麵。但也可以理解得窄一些,“世情”就是“世態人情”,“時序”即時間的次第、先後,因此用現代術語說,也可以把“世情”和“時序”理解為一種在一定時間內人們的社會心理,社會心理對文學變化的作用最為直接,經濟、政治對文學的作用都要通過社會心理這個環節。如屈原、宋玉等的辭賦,文思瑰異,辭采華麗(“故知煒燁之奇異”),其直接原因是“出乎縱橫之詭俗”。這裏所說的“縱橫之詭俗”是指戰國時期縱橫家的“合縱連橫”成為一時的社會時尚,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在社會上流行,可以說當時街談巷議,人心思變。連屈原本人也可以說是一個縱橫家,他主張連齊抗秦,未被采納,內心不平,這樣他寫出麗辭詭誕的篇章也就可以理解了。像《離騷》那種上天下地,上下求索,是政治上合縱連橫的藝術表征。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7]又如,東漢時期,崇尚經學,明帝在太學學習禮儀,章帝則到白虎觀講論經義,這就影響到社會心理,崇儒成為一時之風氣,所以“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曆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再如,建安風格的形成,也是社會心理的作用。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群雄割據,戰爭頻仍,百姓哀怨,文人武士,想建功立業,統一中國,這樣就出現了一些為百姓代言,又急切地想收拾殘局的人物。這時候的社會心理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反映到文學上則是“誌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世亂、風衰與誌深、筆長、梗概、多氣,看起來是矛盾的,實際上並不矛盾,因為社會心理常常是一個對立因素的結合體,所以它對文學的作用也是辯證的。再如東晉時代,“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這也是社會心理的作用所形成的反差,時世—艱難,文學—平和。這如魯迅所說:“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