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知音》篇重點不在對作品的評論,而在對作品的鑒賞。那麽,劉勰對於文學鑒賞是怎樣理解的呢?這是首先要研究的問題。
劉勰以“知音”作為鑒賞的篇名,這本身就可以看出,劉勰對於文學鑒賞提出了幾乎難以企及的高境。所謂“知音”的事例一般認為就是前麵提到的俞伯牙與鍾子期的故事。《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誌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誌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複鼓琴。”《列子·湯問》篇有相似的記載,點出了“知音”二字:“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誌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絕弦,以無知音者。”“念”屬於作者,“得”是屬於讀者,兩者一定要完全相應。劉勰在《知音》篇中以對音樂的鑒賞為喻,來說明他所理解的文學鑒賞是要求追尋作品原初意義的一種高境。
中國古代關於文學鑒賞,曆來有兩種不同的闡釋要求。第一種就是“知音”式的闡釋要求,鑒賞者與創作者要求達到心心相印,即鑒賞者一定要追尋到創作者本來的創作企圖。所謂作者在作品之中的所“念”,而鑒賞者必“得”之。作者之所“念”與鑒賞者之所“得”,兩相符合,一點都不差,二者進入同一個藝術世界、同一種氛圍、同一種情調、同一種情誌。這種“知音”式的藝術鑒賞高境可能是從孟子的“以意逆誌”的理論那裏來的,《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這意思是說,不能因為個別的辭和句而曲解整篇的意義,也就是不能斷章取義,而應該根據作品的整體去領會作者的創作意圖,還原其所表達的思想情感。所謂“逆”,是一個過程,就是欣賞者以己之意去迎取、追尋、探求詩篇的意義,務求最終與作者所表達的本初情誌相一致、相吻合,達到冥合為一的地步。第二種就是“詩無達詁”的闡釋要求。“詩無達詁”是漢代董仲舒提出的,他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詁”是“訓詁”,是用今言解釋古言。董仲舒的意思是,《詩經》沒有統一的解釋,《周易》無法達到占卜的意圖,《春秋》的含義無法全部表達於文辭。這“詩無達詁”的本意是為漢儒隨意解釋《詩經》《周易》和《春秋》尋找理論根據的,但由於它考慮到了詩篇的多義性及讀者主觀的不同狀況,也有其合理性。而且這種說法與《周易》的“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相吻合,因此廣為後代詩論家所接受。這第二種闡釋要求,就不要求欣賞者與作者的本意相一致,各人麵對同一首詩,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相背的理解。發展到後來,有的詩論家就提出“詩為活物”(明代鍾惺);“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明代謝榛);“解詩不可泥”(清代何文煥);“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清代趙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