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一開篇就認為“知音其難”、“披文入情”有種種障礙。劉勰提出了“文情難鑒”的五種原因或“披文入情”的五種障礙。
五點原因,其中三點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一點是鑒賞客體的複雜性造成的;一點是鑒賞主體的複雜性造成的。
(1)“貴古賤今”。劉勰以秦皇對待韓非、漢武對待司馬相如為例,說:“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戰國時期韓非子的《內儲說》《外儲說》和《孤憤》篇等文章,秦始皇讀了,覺得太好了。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可韓非到了秦國,不久就遭到冷遇,後來竟然被秦始皇囚禁起來,最後被害。漢武帝讀了《子虛賦》,也曾說“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覺得很遺憾。可後來把司馬相如找來了,漢武帝始終視之如倡優,未對其委以重用。這就是說,離得遠的人,於自己沒有利害關係,能客觀看待,就會覺得他的文章好;一旦離得近了,各種利害關係就產生了,不能客觀看待,那文章就不被看在眼裏了,這就是劉勰所說的“賤同而思古”或“貴古賤今”。這一現象多有學者談及,在劉勰之前,劉安主編《淮南子·修務》說:“世俗之人,尊古而賤今。”王充《論衡·超奇》篇說:“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在劉勰之後,白居易《與元九書》:“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以韋應物為例,韋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這些說明了“貴古賤今”、尊遠賤近,是人之大情,是品人評文中的普遍現象。劉勰把這一點看成是“披文入情”的一大障礙。
(2)崇己抑人。“崇己抑人”或“文人相輕”是“文情難鑒”的第二種原因。劉勰以班固、曹植為例說明此點。劉勰說:“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雲‘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第一個例子是班固嗤笑傅毅的問題。劉勰可能是從曹丕《典論·論文》借鑒來的,曹的文章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這“下筆不能自休”的嘲笑是怎麽回事?查《後漢書·傅毅傳》:“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複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複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由此看來,傅毅在文學史上似乎沒有留下太多佳作,可能是因為他太看重歌功頌德,沒有反映現實生活,但文才還是不錯的。班固自己也在朝廷上,所作的賦無非也是歌功頌德,他有什麽理由嗤笑傅毅?原來傅毅曾因《洛陽賦》被拜為郎中,遷為蘭台令史,但後來所作的《反都賦》內容文字重複《洛陽賦》,這才被自恃甚高的班固嗤笑為“下筆不能自休”。班固批評傅毅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背後嗤笑就顯得過分了,的確是“文人相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