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裏希·弗羅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哲學家。他1941年寫了一本著作，名字叫作《對自由的恐懼》[1]，從人的社會性與人的社會心理的視角詳細闡釋了自由及其悖論。
他從人類發展的曆史和個人成長的曆史，具體和生動地描述了人既向往自由、祈求獲得自由，但又產生對自由的恐懼、逃避自由。當人類脫離自然狀態逐漸形成了“自我意識”，認識到他是同周圍世界以及他人相分離的實體時，人類社會的文明曆史便開始了。可以說人類曆史是自我意識覺醒和不斷“個體化”的曆史，也是不斷擺脫周圍世界的束縛走向自由的曆史。但是人作為社會生存者，個人離開了與他人某種形式的交往、協作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文化類型的社會，個人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須與他人進行合作，無論是為了防備敵人或對付自然威脅以保護自己，還是為了使自己從事生產或工作得以正常進行，都是如此。甚至像魯濱孫那樣的人也需要他的“仆人”——“星期五”來陪伴，否則他不僅會發瘋，甚至會死掉。個體生命的發展史也是如此。當一個嬰兒脫離母體，成為獨立生物實體時，他就算出生了，盡管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分離是個體存在的起點，但在相當長時期是不自由的，嬰兒在生理機能上仍然和母親相聯係。形象地說，隻要嬰兒個體尚未徹底切斷他與外界聯係的“臍帶”，他便沒有自由。可是也正是這些聯係給他以安全，並使他獲得一種歸屬感。“一旦個人達到完全的個體化狀態，擺脫了這些‘原始紐帶’，他又麵臨一項新任務，確定生活方向，使自己在這個世界紮下根來，用不同以往方式尋找安全。”[2]
弗羅姆以中世紀和現代社會為例，說明人類曆史發展的這種矛盾性。從現代社會眼光看來，中世紀社會是沒有自由的社會，每個人都被他在社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所束縛。個人不能改變自己的社會階級地位，一切都按照社會規定製度行事，人們的生活與生產都嚴格按中世紀行規進行。可見同現代社會相比，中世紀時代的人們是非常不自由的；但是當時人們卻並沒有感到孤立，甚至從中獲得了安全感和歸屬感。因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人出生伊始，個人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就是已規定好的，“不可改變、毫無意義的位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