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人繼承古希臘人熱愛文史哲研究的傳統，重視文史哲創作活動。雖然他們在文學創作和曆史寫作方麵缺乏古希臘人那樣的靈感和氣魄，但是，其龐大的作者群體在長期連貫的創作中逐漸形成拜占廷風格。我們將拜占廷人文史哲創作統歸於“文學”是因為當時的文史哲各學科之間並不像今天這樣區分明確，史學家可能同時就是文學和哲學家，而哲學家不僅撰寫哲學和神學書籍，而且也創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學在這裏是指通過文字進行創作的學術活動。
1、文學創作與發展
拜占廷作家的創作大多使用希臘語，從4世紀建國初期，用於寫作的希臘語就與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語有明顯區別，前者稱為“書麵語”，是知識界和有教養階層的語言，而後者稱為“民間語”，它並不遵循嚴格的語法和詞法，是一種用詞混亂、語法簡單的語言。直到12世紀前後，拜占廷社會才逐步流行標準的希臘語，與古希臘語更加接近，即嚴格按照語法規則為元音和雙元音標注複雜的重音。拜占廷希臘語是古希臘語和現代希臘語之間的橋梁，它也為現代希臘語的語法簡化和單重音體係改革奠定了基礎。拉丁語在4－5世紀開始逐漸被淘汰，至查士丁尼時代，盡管在官方文件中仍然使用拉丁語，但是希臘語已取代拉丁語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幾乎沒有人講拉丁語，隻有學者和教士們在書齋裏使用拉丁語閱讀古代文獻。
拜占廷文學大體經曆四個階段的發展。4－7世紀初是拜占廷文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學向拜占廷文學的轉變階段。這個時期，古代文學逐漸衰落，新的文學形式和標準逐漸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學的基礎。古代文學的審美傾向、古代文學取材的價值取向、古代文學的主題和素材等等逐漸被忽視，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思想觀念、宗教抽象的審美標準，甚至寫作形式也發生變化。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雖然基督教作家反對和排斥古代作家的“異教”思想理論，但是由於他們和世俗作家接受的是同一種基礎教育，故不自覺地繼承古代文學家的精神遺產。特別是在最初拜占廷政府支持所有文化活動的政策下，努力發展教俗友好關係的基督教領袖們並沒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漸將教會文學和世俗古代文學結合起來。其中突出的代表尤西比烏斯（Eusebios of Caesarea, 260－340年）在撰寫教會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傳記中，充分展示出其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和基督教文風，創造了新的寫作風格。他的代表作是《教會史》、《編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傳》。尤氏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凱撒利亞城，師從當地著名基督教學者潘菲羅斯，後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313年，羅馬帝國當局頒布宗教寬容法律後，他當選該城主教，並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為禦用史官，積極參與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會事務決策。其一生著述不斷，傳世作品很多。作者仿效在其出生以前20年去世的晚期羅馬帝國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10卷本《編年史》一書，該書提供有關古代近東和北非地區統治王朝的詳細譜牒，以及其所在時代世俗和教會的大事年表，其關注的重點是基督教的發展。[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irsopp Lake and J.E.I Oult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1926-1932, 2 Vols.]特別是他在書中提出的觀點對後世影響很深，值得在此提及。他認為，基督教並非其所在時代的產物，而是植根於過去的曆史；治史的目的不是記述，而是勸說讀者向善。尤氏的另一部涉及世俗生活的著作是《君士坦丁大帝傳》，該書的主要內容涉及其恩主君士坦丁一世於306年7月稱帝以後30年左右的統治，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位皇帝在羅馬帝國晚期政治動亂、軍閥割據的形勢中，完成統一帝國大業的過程，雖然他在這部慶祝君士坦丁登基30年的書中對皇帝充滿崇敬，太多讚譽之詞，影響了作者對曆史事實的客觀評價，但是他留下的記載可靠真實，不僅為當時其它作品證實，而且被後代作家傳抄，史料價值極高，是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國開國史的最重要資料。[ 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M],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這部傳記記載較多的內容是關於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務，因此在4世紀末時即被教會作家翻譯為拉丁語，並將原書續寫到395年。尤西比烏斯的《教會史》也是拜占廷帝國早期曆史最重要史料之一。在這部書中，尤氏繼續其勸人向善的說教，他堅持認為，人類得到耶穌基督的拯救是曆史的重要內容，跟從上帝的選民是曆史的主角，其中忠實於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因此，他在記述中特別重視政治和思想曆史的記述，並在記述中對君士坦丁一世讚不絕口，而對其種種劣跡暴行隻字不提，將其它皇帝頒布的宗教寬容法律貼金於君士坦丁一世，這些都影響了尤氏《教會史》的準確性。5世紀的左西莫斯（5世紀人）和6世紀的普羅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現出新、舊兩種文學創作的結合。他們在曆史編纂中保持古希臘曆史家的文風，同時開創教會史和傳記文學的形式。[ F. Paschoud, Cinq etudes sur Zosime [M]，Paris, 1975，p.28. Zosimos, The History of Count Zosimus, Sometime Advocate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Empire [M], trans. By J. Buchanan and H. Davies, San Antonio TX 1967; trans. by R. Ridley, Canberra, 1982. ]埃及亞曆山大主教阿塔納西烏斯（Athanasios, 295－373年）則在神學論文、頌詩和其他宗教文學寫作中大放異彩，為其後基督教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基本樣式和藍本。基督教傳記文學則是在埃及修道隱居運動中興起的。基督教讚美詩歌的發展在羅曼努斯（Romanos the Melode, ?－555年）創作的上千首詩歌中達到頂點，他在創作中大量運用古代詩歌的韻律知識和格式。總之，拜占廷文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奠定了其後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