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叡的仕途是直線上升的。在封建社會裏，作為皇家的寵信之臣而受到“財帛以千萬億計”的賞賜不足為怪，但是數年之間便成為宰輔的卻不多見，王叡屬於非常特殊的例子。
文明太後臨朝聽政不久，就亟不可待地提拔王叡。王叡先被超遷為給事中，接著升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給事中與散騎常侍均得隨從皇家，以備應對，具有分平尚書奏事的職權。文明太後這樣安置寵臣王叡，顯然是為了便於相互之間的密切交往，在人情上尚可理解。但是，文明太後將王叡任命為侍中和吏部尚書，就大大超出情感的驅使，而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圖了。
侍中和吏部尚書都是朝廷要職，執掌實際政務。侍中之職秦朝始置，為丞相屬員。西漢前期，侍中成為郎中至列侯的加官。由於加官侍中者可以出入宮廷，因此有機會與聞朝政，地位逐漸尊貴。東漢之際，侍中仍在皇帝近側，與散騎常侍同備顧問，成為清要之官。魏晉以後，侍中成為三公的加銜，但加此銜者往往具備宰相職權。北魏沿用舊製，加侍中者參與朝廷執政。吏部尚書之職可以溯源到西漢，漢成帝曾經設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中有常侍曹，主聯絡丞相、禦史、公卿等事務。東漢光武帝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執掌選舉等事務，到東漢末年徑稱之為選部曹。曹魏時選部曹複稱吏部曹，專掌選職。北魏沿用此製，以吏部尚書主持官員銓選，執掌朝廷人事職權，因此地位很高。文明太後賦予王叡侍中與吏部尚書的職權，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他“內參機密，外豫政事”，執掌政治實權。
北魏的朝廷眾臣之中雖然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文明太後的**威，但是對於她公然寵信近臣的舉動並非毫不反感。魏收在《魏書》卷93《恩幸列傳》序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