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之前，北京的歐美人士數量較少，“外國人可以在使館、俱樂部、銀行和商店範圍內活動而不與中國人接觸”，再加上“沒有官方或個人值得認識的中國人主動光臨外國人（洋鬼子）的房子，更不必說使館了”[1]，在京歐美人士的社會交往幾乎僅限於他們內部，基本上與中國人的社區隔絕。因此，在荷蘭外交官歐登科的回憶裏，19世紀90年代“與中國人之間幾乎沒有往來。曾紀澤（Marquess Tseng）曾是清政府駐倫敦公使，回國後，他致力於將中、外國人連接在一起。除了曾紀澤外，幾乎沒有中國人能想象在家裏接待外國人，雖然有時總理衙門的官員同意在家裏接受外國外交官的拜訪”[2]。而英國記者吉爾樂（Vanlentine Chirol）也強調了北京中、外人士之間社交障礙的不可逾越性與在京外國人的隔絕感：“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有為了貿易而集結在一起的大型商業社區，與歐洲租界有緊密的聯係。但在首都卻並非如此，在首都，西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僅限於稀有且正式的中國官員和少數外國人（絕大部分是外交官）之間的互動。西洋人全都居住在內城的一個小角落裏……英國公使館是一個適宜讓人休息的地方，但是這種‘隱居’加劇了隔絕感。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內、外城之間的城門關閉，人們甚至與電報局——唯一的一縷與外界直接交流之光——隔絕了。在漫長的冬季，天津的港口結冰了，信件和旅行者通往歐洲的唯一途徑就是乘馬或馬車南下到揚子江流域，而後水路到上海——這是一段漫長且令人疲倦的旅程。俄國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此時尚未有分線能夠抵達滿洲，而其在太平洋區域唯一的終點就是海參崴。除非禮節性地在女王生日時到訪英國使館，中國高級官員幾乎不會跨進使館的大門。使館館員同樣很少拜訪中國官廳，隻是公使定期會去‘總理外國事務衙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