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生產在人類曆史上曾經是一種全新的生產模式，當它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古老農耕文明的農業社會。農耕文明的最重要特點是生產技術改進緩慢，社會政治經濟形態相應變化遲緩。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中，經驗的積累十分重要，前人對經驗的總結和闡釋對後人的行為方式和行動方向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不必關注創新的問題，隻要認真向先人學習，向祖宗學習，認真而全麵運用先人的經驗，就可以安安穩穩地生活。
長期受這樣的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生態熏染，人們的思維方式必定會被深深影響。於是，自中國古代社會的早期就形成了以詮釋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態和哲學理念。學術研究推崇的是“述而不作”，而不是打破常規的思維和探究。在這個“述而不作”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有新的發現和創造，可能會有所發明，但是從其主觀意圖看，並不是以新的思想創造和技術革新為鵠的。因為這種“述”奠基在“信而好古”的基礎上，更多注重的是對古聖先賢文本含義的闡述和微言大義的理解。這種詮釋的對象是書本的既有原意，是對文本原意的探究，因此其取向更推崇對文本的正確理解和考辨，而非西方詮釋學所指向的純粹的與客觀事實、外在世界的契合。
中國古代這種詮釋文化的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傳遞，降至近代已經僵化為一種唯書唯上的思維模式。“千古學術，孔孟程朱已成定案，吾輩隻隨他腳下盤旋，方不錯走了路。”[38]這是鹹豐年間一個士人的話，麵對急速變化的社會，他卻認為隻要照孔孟的話做就不會出錯，可見其思想已經僵化到極點，是保守士人思想的典型反映。顯然，在這些人的視野中，完全沒有看到形勢的巨大變化，更沒有看到形勢變化對於統治政策變化的要求。當中國步入近代時，當工業文明駕臨中國時，統治階級內部保守勢力依然非常強大，任何超越常規的行動，都會招來強大的反對聲浪。洋務派興辦任何洋務事業的時候，包括近代軍工和機器工業的時候，都會麵臨巨大的阻力，洋務派必須要敢於冒極大的風險，必須要有超越常人的勇氣和決心，才能成就哪怕是一點點微小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