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本身就並非十分富有的國家，戰事的頻繁很快令俄國陷入了財政危機，而要簡單又迅速地解決這一困難，對世界上哪個政府來說都駕輕就熟：加強對勞動人民的壓榨。需要當局動腦筋的隻是采取什麽樣的具體形式和以什麽名目。
當時，俄國舊的稅收政策已經無法有效解決俄國當時所麵對的難題，不能保證給國庫按時提供急缺的資金。當時實行的是按戶征稅製，農民在貴族地主的幫助下，采用幾戶連成一戶，共用一個大門的辦法，竭力逃避納稅。稅收製度的改革已經勢在必行，否則政府將無法實現增收的目標；從另一層麵講，納稅形式和國家預算結構的變化，也是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早在17世紀，俄國國家財政方麵已顯現出某些變化，當時古老的“田賦製”，即土地征稅製，已被按農戶和商業戶征稅的按戶征稅製所代替。直接稅增加了，稅製被大大簡化，五花八門的海關附加稅被一種主要的“盧布”關稅（即按國內商品流通價格的5%納稅）所代替，射擊兵稅取代了過去的大部分直接稅。應當說，這些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展現了即將發生的變革的趨勢，從好的方麵講，在戰爭開始後，人們對政府革新稅製的行為並不太陌生。
財務行政方麵，雖然現金和稅款的收入仍分散在眾多衙門中，但是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到17世紀末，最大的幾項收入已經集中在少數幾個機關裏。關稅和售酒稅由刑部負責經管，射擊兵稅有一段時間由射擊兵衙門負責，驛站稅由驛務衙門負責經管。但是，由於當時預算工作的特點是把幾項單獨的開支同專門為它們設立的幾項單獨稅收掛鉤，即所謂國家收入專門化，這就決定了當時的俄國衙門林立、機構分散的狀態。此外還出現了一種趨勢，即在某種程度上取消地方軍政長官對幾種重要稅收的管轄權，並將重要稅收轉交給選舉出來的人管理。這些在17世紀湧現的改革“苗頭”，在彼得一世統治時期得以充分展現並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