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陳慶英先生也認為這個傳承係列當就是迦什彌羅班智達之教法傳承中的曲龍部，曆任法師為mKhan chen Byang chub dpal、bDe ba dpal（1235—1297）、Grags pa gzhon nu（1257—1315）、bSod nams grags pa。[17]雖然呂、陳二位先生所列的這兩個傳承係列互相之間並不完全一致，但顯然都與《苦樂為道要門》中所載的那個傳承係列有關。然他們進而認定通常被認為是元代的那位著名譯師莎南屹囉就是這兒提到的這位同名上師，則缺乏足夠的證據。從這兩個傳承係列來看，其中的莎南屹囉曾是布思端輦真竺和《西藏王統記》的作者、薩思迦派大學者法尊莎南監藏二人的上師。[18]其實，除了和《大乘要道密集》中常常出現的這位譯師同名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可以確定他們就是同一個人。如果我們真能證明這麽重要的一位西藏佛學大師同時亦是一位精通漢文、曾於漢地傳播藏傳密法的大譯師的話，那實在是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了。莎南屹囉對於藏傳佛教於漢地傳播所作出的貢獻實在可以和吐蕃時代漢藏兼通的大譯師法成相媲美，可惜其真實麵目與法成法師一樣撲朔迷離。以常理來說，作為布思端輦真竺和法尊莎南監藏兩位大師之上師的薩思迦派上師莎南屹囉顯然不可能就是這位十分高產的大譯師，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記載他曾於漢地長期逗留、傳法，還有能力可以翻譯如此眾多且十分高質量的藏傳密教儀軌。
此外,莎南屹囉翻譯的藏傳密教文書遠不止於收錄進《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幾種文獻，近年來我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標明為莎南屹囉所譯的藏傳密教文本。如此眾多的署名為莎南屹囉譯的藏傳密教文獻之漢譯本的發現，隻能說明他更應當是一位常居漢地的職業大譯師，而不可能是一位短期來漢地傳法的西番上師。在我們新發現的莎南屹囉譯藏傳密教文獻中，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代正統四年泥金寫本長篇藏密儀軌《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和《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前者署名“大元帝師發思巴述、持咒沙門莎南屹囉譯”，而後者則僅署“持咒沙門莎南屹囉二合集譯”。而頗令人欣喜的是，就在這兩部文書中，我們找到了或可揭開莎南屹囉生平年代的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