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章太炎出獄東渡，主持《民報》，搬用儒家經籍，利用古文經說，鼓吹“排滿”革命。
章太炎剛到日本不久，即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對立憲黨人以今文說附會立憲，加以批判，認為他們“說什麽三世就是進化，九旨就是進夷狄為中國，去仰攀歐洲最淺最陋的學說”而已。接著，在積極闡揚推翻清朝的同時，發揮清代古文經學開創者顧炎武經學思想中的實踐內容，借用語言，汲取思想。他說：“寧人居華陰，以關中為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誌不就，則推跡百王之製，以待後聖，其材高矣。”[17]又說：“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先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18]可知他對顧炎武的敬仰。
顧炎武的經學思想，是有其經世內容，有其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民族意識的。章太炎也強調“民族主義”，說：“故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製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興也。”[19]灌溉的是民族主義，史籍卻能起灌溉作用。古文經學家本來重視史籍，章太炎繼承顧炎武經學思想的實踐內容，利用史籍宣傳民族主義。
章太炎運用古文經學的治學方法，講解華戎之辨，進行反清宣傳，說是“當初顧炎武要想排斥滿洲，卻無兵力，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古碣以傳示後人”，從而也想在“古事古跡”中找尋“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認為中國人要愛惜曆史，“這個曆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學，二是典章製度，三是人物事跡。如果“曉得中國的長處”，那麽“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20]。語言文學、典章製度，正是古文經學家所擅長的。但章太炎卻不僅叫人懂得這些，而是要激發人們“愛國的心思”，認識到目前正處在滿洲貴族的壓迫之下，處在清朝政府的腐朽統治之下，要“愛惜自己的曆史”，就需進行“排滿”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