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紀》可貴之處，在於它載錄了政變前夕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後黨政變陰謀漸露的情況下籌商對策，拉攏袁世凱的具體情節，留下了一份當時的原始記錄。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下“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後，新舊鬥爭一直十分激烈。隻要看“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曾十二次赴頤和園去見慈禧，說明光緒不敢公然違反隱持國家大權的慈禧的意旨，也說明了光緒所以去“請安駐蹕”，是為了去窺探慈禧的意旨，且擔心變法的失敗。例如，四月二十六日，光緒至慈禧處，次日即諭將翁同龢開缺回籍，命王文韶入京，以榮祿暫署直隸總督。五月初四日，再至慈禧處，當天即授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次日，實授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可看出光緒之無權和後黨首先從人事安排上布置的活動。此後，光緒曾數至慈禧處（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三十日，六月十三日，七月初一日），這時雖說是“太後方園居，厭其煩，遂諭帝但無違祖製，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誌”[6]。實際上後黨正在從容布置，待機而動。所以“請安駐蹕”後，仍即頒布新政“上諭”。七月初七日，光緒至慈禧處後，次日還宮，即諭知閱兵日程，這時後黨的陰謀已漸暴露。七月十九日，光緒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大臣革職，二十日，賞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以後懷塔布、楊崇伊等先後到天津看榮祿，陰謀籌劃政變。光緒害怕“今朕位幾不保”，於是在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二日接連發出兩道“密詔”，交楊銳、林旭傳出，囑“妥速籌商，密繕封奏”。
康有為等看到“密詔”後，“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他們看到情況緊迫，決定拉攏袁世凱，《直紀》對籌商、拉攏經過，記錄甚詳，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