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來源不一：一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即《光緒大事匯編》卷九所載；二是報刊上登出的兩道“密詔”全文，如《新聞報》《字林西報》《台灣日日新報》；三是羅惇曧之由王式通、趙熙“錄以見示”的；四是康有為、梁啟超記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詔求救文》《致英國駐華公使照會》[14]《戊戌政變記》《康南海先生墨跡》。
在這四類中，羅惇曧所錄第一詔來自楊慶昶所繳呈，文字稍異（見後），第二詔或據報刊傳抄。至於報章所載，最早刊登的《新聞報》，前有康有為的信件，日本外務省檔案和《台灣日日新報》也是附在康有為《奉詔求救文》之後。那麽，兩通“密詔”的來源，實際是兩個：一是楊銳之子，一是康、梁。前者隻有一道，後者則有兩諭。
這兩道“密詔”，第一道由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趙炳麟據以錄入，這時慈禧、光緒剛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詔“令其珍藏”及楊銳“複奏大綱”的經過[15]，自有根據，趙炳麟據以錄出，當為可靠。兩詔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則最早為1898年10月19日的《新聞報》。這樣，要探索“密詔”的真偽及其演變，就得首輯趙炳麟所錄和《新聞報》刊出的“密詔”。今先論第一詔：
第一，詔文據趙炳麟所錄為：
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