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到台灣不久，曾致書原《時務報》經理汪康年，告以在台情況。提到“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長水尾晚翠、報館主筆籾山逸、督府小吏館森某為最”[10]。籾山逸即籾山衣洲，他和水尾晚翠都是玉山吟社社員，章氏也參加唱和，館森某即館森鴻（子漸）。他們“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或者因學術研究上有近似處，或者因這些日本友人中如館森鴻表彰日本明治維新人物，“敘述中興諸賢”，有一定共同點，從而詩文酬酢，彼此相善。
台灣在甲午戰後，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章太炎對台灣人民的生活和遭遇甚為關注。他認為台灣本來是“閩南之大嶼”，是東南富饒之地，“天下稱其膏腴，惜乎瀕於仆遫之野”[11]。“各物踴貴，幾倍滬上”，以為“台人砦窳，耕漁梓匠，一切厭為”[12]。提出學習西方講求農學之書，講求農事，刻印農書。又以為“出郭即淡水港，何患無魚”，應“自開池沼”[13]，“垂綸漁釣”[14]，“稍忍勞苦”，改善生活。又讚助在台灣設立藏書樓，“取於和漢者各半”。這樣，“視乎土宜，因乎民俗”，可以“操劑量而致之中和”[15]。他又認為台灣學校中均習日文，認為不能專教語言文字，不能“徒從事於口耳觚牘之間而勿覃思”，不能隻習其“文”，而不能“譯其義”[16]。他居台不久，但考察台灣風土人情，關懷民生疾苦，希望“台民之孟晉逮群，異時必有超軼乎大陸者”[17]。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旅台期間，從發表在《台灣日日新報》的論文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對戊戌變法失敗的惋惜，對康、梁流亡的同情，對慈禧為首的後黨的仇恨。他的思想並未超越維新改革的範疇，然而卻比戊戌變法前進了一步，也有和康、梁不一致之處。
這裏，就章太炎對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對康、梁等資產階級改良派，以至對滿洲貴族統治，對正將掀起的革命潮流等問題的態度試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