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館森鴻的“以文字訂交”，還由於他們當時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近處。
章太炎是在戊戌政變以後認識館森鴻的。戊戌變法曾圖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康有為在向光緒皇帝的上書中，多次引述“日本變政”，還專門寫了《日本變政考》進呈“禦覽”。章太炎在甲午戰後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毅然走出書齋，參加強學會，編撰《時務報》，讚成變法，指出中國應該“發憤圖自強”，“不能惟舊章之守”，主張“以革政挽革命”[19]。不久，“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他對“六君子”的慘遭殺戮深表憤慨，對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的專製驕橫極為仇恨，“討之猶可，況數其罪乎？”[20]對康有為等仍表同情。館森鴻呢？他“闡明經義，表章人物”[21]，對日本主張維新的人物，每為之立傳，如開始注重“西洋學”，讀“荷蘭書”的青木敦書，通曉西學，明醫術，曉天文、輿地，著《俄國誌》，譯《萬國圖說》《地球全圖並圖說》的桂川國瑞，專攻西方醫學的杉田翼以至杉田信等，都為撰傳。館森鴻還專門寫了《先正傳》，認為維新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吉田矩方、木戶孝允等，“其所趨向雖有同異，要之前後輩出，從時勢所變遷，備嚐艱苦，或殉國泯身，以立大功於天下，向所謂王政維新之業成者，數君子之力為多，餘心儀久之”。於是“搜訪當時軼事遺聞，立傳如幹，命曰《先正傳》”[22]。
章太炎以為館森鴻“敘述中興諸賢，尤酣恣沈痛”。館森鴻也以章太炎“憂國勢骫骳不披，與諸同人講明天下之大計，以規時事”，而“一見如舊相識”。從而章太炎將其文稿給館森看，當館森鴻看到章氏的《上李鴻章書》[23]後，認為他“指畫詳明，議論精切，洵足以濟時矣。獨是其言不行，其身中道顛跛，亦無有力者為援手，其誌可悲也”[24]。又讀其《訄書》，十分“推服”，認為“議論驅邁，骨采雄麗，其論時務，最精最警，而往往證我維新事例，以譏切時政”，“即以文字論，亦卓爾不群”[25]。說是章太炎雖避居台灣，但他“倡天下之大義，風勵一世，以圖國家維新，事雖不成，兆朕己啟。則今日所謂不幸不遇者，安知非他日潤澤天下之資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