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來華，資產階級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緒皇帝也親自接見，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為在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書》中，籲請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又正式籲請國事付國會議行，頒行憲法。還說：“職尚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采，當寫進呈。”同月24日（正月初三日），光緒命總理衙門王大臣接見後，又呈上《日本變政記》。29日，在《上清帝第六書》中，建議效法日本，變法維新。又囑長女康同薇輯譯《日本變法由遊俠義憤考》，為之撰序，說是“視彼日人，其強有因，胡不嗣音”[16]。1898年6月11日，“詔定國是”，“百日維新”開始。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康謂：“臣於變法之事，嚐輯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令其可施行。”又謂：“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通過廖壽恒將《日本變政考》陸續繕寫進呈。凡此種種，可知他是積極要求仿效日本，實行資產階級性的改革的。
伊藤博文曾佐長洲藩主“勤王攘夷”，是明治維新事業的助成者，康有為早就對他懷有好感。如他在《日本變政考》中對裁汰冗員一點，就說：
凡舊國積弊，必官吏糾紛，文書積壓，冗員多而專任少。日本舊俗既然，我中國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鑒也。（卷九）
又在“宮中置製度取調局，伊藤博文為長官，以其遊歐洲回，命其參酌製度憲章也”下按曰：
變政全在定典章憲法，參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後推行天下。事關重大，每事皆當請上命核議，然後敕行，故非在宮中日日麵議不可。日本選伊藤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國今欲大改法度，日本與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