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和親會以“反抗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為宗旨。對亞洲民族解放鬥爭，“推我赤心，救彼同病”，注意“互相扶助”，“獨立自由”。並且積極鼓吹，展開活動，振聾發聵，頗具影響。
但是，它也存有一定局限：
在民族獨立問題上，他們對已經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掙脫帝國主義束縛，爭取民族解放，是有所認識的；但對為帝國主義卵翼的半殖民地國家，卻又估計不足。例如，章太炎盡管說，“就政治社會言之，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百倍於滿洲”；又以為“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少輕，以異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20]。在《約章》的“義務”中也說：“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之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分為“外人”“異族”兩類，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有時繳繞，以致對“複其故國”以後怎樣辦，則感彷徨。章太炎就說：“吾儕所誌，在光複宗國而已。光複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複以後，複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為之也，非義所任、情所迫也。”[21]認識模糊，不可能把“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在組織方式上，認為先以中國、印度組織成會，說是“支那、印度既獨立，相與為神聖同盟，而後亞洲殆少事矣”。又說“聯合之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22]，也就是《約章》中所說：“用振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他們拿不出新的思想武器，企圖從舊有的“宗教”“國粹”中汲取力量，並視為“最緊要的”。拿章太炎的話來說：“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也隻能限於“高妙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