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7日，1984年1月17日、2月4日、2月18日，在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講《訄書》四次，除第一次講《訄書》版本外，另講《儒墨》《清儒》兩篇，參加者有：
續表
講《訄書》時，先發講稿，除第一次《訄書版本種種》進行總的介紹外，《儒墨》《清儒》兩篇也印發。一為解題，二為翻譯，譯為現代漢語，提問多及典故及文學理解，茲不贅。
1984年4月10日，近藤邦康教授於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報告《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對我和李澤厚同誌做比較研究，報告後來發表在同年11月《思想》上。
近藤教授報告，並經討論後，最後主持人大石嘉一郎囑我作答，姑將答詞附後，作為本文的結束：
聽到近藤先生的報告，很感興趣。報告對我介紹和批評，能夠叫我參加，感到榮幸和不安。
我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麵做得不夠，過去年輕時寫的東西也不成熟，如對《大同書》，我較注意了它的寫作年代和當時的政治實踐，而對《大同書》的思想積累和早期“先進”之處，尚待進一步研究。
對章太炎，受他的影響很深，今後也將深入探討。
經學，過去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鴉片戰爭以後還起作用。經過五四運動，雖退出曆史舞台，但作為曆史的研究，卻有必要。
近藤報告對我有啟發，討論得熱烈，也感興趣。到貴國已五月，再隔二十多天即將返國，在這裏蒙大石所長和各位先生的熱情接待，衷心感激。請允許我借此機會，向研究所全體先生表示謝意，並祝中日友誼萬古長青，祝各位先生身體健康。謝謝。
[1] 這次報告，中國研究所《中國研究月報》1984年5月號曾全文刊載，並木賴壽、石田米子記錄，近藤邦康解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