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一朝寵臣有數位，最得寵信的是鄧通，餘下還有趙談、北宮伯子，宋昌、張武與衛綰也可列入。鄧通乃郎官，因符合文帝夢中人的形象而獲寵，事出偶然，時間亦不可考。得寵後，“尊幸之日異”，賞賜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還多次到鄧通家遊戲，後來甚至將其家鄉蜀郡嚴道的銅山賜給他，並允許他自行鑄錢，結果是“鄧氏錢”流通天下。鄧通對文帝亦甘心做任何事情，甚至文帝生病長了膿包，他都樂於吸吮，太子隻是勉強為之，麵有難色，導致太子對鄧通心生怨恨。文帝死，太子即位，通被免，很快就有人借故告發，家財盡被沒收，最終是身無分文，寄死人家（史125/3192-3193），下場淒慘。
鄧通雖寵幸無二，在當時政壇卻沒有什麽影響，一是和他個性有關：“（通）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不太願意和大臣交往，恐怕自己也沒有什麽權力欲與政治野心，亦無伎能與識人之才，“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媚上而已”；二是與文帝朝的格局有關，當時實際還是由劉邦留下的漢廷大臣主政，文帝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晁錯在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九月的賢良對策中曾指出：
（陛下）臨製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
指出導致各種問題的原因是文帝沒有親自執政，而依靠群臣治國。這番話恐怕是說到了文帝的心坎上。當時參加對策的人上百，“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漢49/2298、2299）。不過，當時的君臣格局中，文帝處於弱勢，雖然讚賞晁錯所言，各種建議卻難以落實，這亦使得文帝在統治上比較謹慎，身邊的寵臣可施展的空間就更為局促了。
這種格局下，趙談、北宮伯子雖然或以“星氣幸”，或是愛人長者（史125/3192），除了留下“同子參乘，爰絲變色”這一典故外，沒留下其他什麽軼事，更不要說卷入朝政了。衛綰乃代人，“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深得文帝信任，故臨終前，囑托太子“善遇之”（漢40/2200），兩人關係或許平淡無奇，但有長期相處而生的信任，甚而文帝要景帝繼續這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