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間與上下間的信—任型關係並非孤立的存在，兩者循環往複且相互銜接，實際構成很多人生活的重要內容。而人的言與行構成曆史的核心。兩類關係的反複展現，亦是西漢曆史的展開，具體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察。
首先，從構成帝國基本格局的禮儀型君臣關係的角度來看，如筆者在分析漢唐間人名使用及其意義時所指出的，透過人名的使用，帝國建立了君—臣—民之間普遍的統屬關係（即前文所說的禮儀型君臣關係），以及臣民——不同類型的物（包括事務、田地、器物）之間的分工與責任關係。[1]自然，造就培養一批可用的官吏隊伍，以及將百姓主體改造為朝廷物資的持久供應者——農民，戰國以來統治者花費了相當的氣力。其中秦國的軍功爵製發揮了關鍵作用，以吏為師與學吏製、授田製以及律令亦貢獻不小。睡虎地、嶽麓秦簡中發現的《為吏之道》《為吏治官及黔首》，以及尚未全部公布的王家台秦簡中的《政事之常》與北大秦簡《從政之經》（擬題），均涉及官吏如何為官，便是當時吏學修養的讀本。[2]基於這種關係產生了日常性的文書行政以及民的耕織生產、工官的器物生產，文書行政控製與調配下的帝國境內人員、物資的流動。持續不斷的以文書為載體的“日常統治”，及其支配下的人員與物資的持續生產（與再生產）、調配和流動，可概括為“事務過程”，構成了帝國生生不息的物力基礎，維持了帝國的持久存在。[3]隨之而來的消費與支出，正是帝國存在的外在表現。
反複出現的日常事務依托文字來實現。睡虎地秦律《內史雜》規定：
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4]
這條看似尋常的規定，其實見證了，同時亦鞏固了適應於廣土眾民帝國的新統治方式，力圖與分封製下熟人政治運作一刀兩斷。通過口頭與托人方式來請示，正是在小的共同體中流行的手段。借助簡牘與遍布各地的郵驛，文字可以脫離具體的人，超越言語的阻隔與損耗，和地域的限製，在更大範圍內實現信息與命令的準確傳遞，加上文書保存製度的存在，從時間與空間兩個角度有效地維護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