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研究者必須通過使自己的研究焦點實現從“能動者”向“社會行動者”的轉變、必須通過使自己的探索方向實現從“在自然界之中確定心靈的位置”向“在人類的現實社會生活之中確定心靈的位置”的轉變,來為今後的心靈哲學研究探索和開辟新的出路,這既不是基於迄今為止的心靈哲學研究的種種困境和缺陷而做出的、膚淺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也不是像迄今為止的心靈哲學研究者們所做的那樣,出於一廂情願的常識性情感感受而做出的缺乏學理依據的抉擇,而是與此截然相反。從根本上說,這不僅是因為發展到今天的西方哲學,已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便出現了“社會轉向”抑或“社會哲學轉向”,因而實際上一方麵出現了宏觀意義上的“大勢所趨”、為心靈哲學研究所必需的這種根本性轉向奠定了基礎並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同時也是因為,當代西方在社會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哲學研究層次上展開其探討和研究的研究者們、特別是以A.許茨為代表的現象學社會學家們,已經從對主觀意義的主體間際理解的角度切入,展開了對作為被研究對象的、現實的社會個體的主觀世界及其中所包含的意義的理解方式的研究和論述,並且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當代的心靈哲學研究者們不僅有必要、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眼界拓展得更寬一些,從而不再僅僅關注神經生理心理學、腦科學抑或計算機科學究竟取得了哪些新的進展,同時也應當把西方哲學研究的這種業已出現了一個多世紀的“社會轉向”或者“社會哲學轉向”考慮在內,認真對待、探討和研究當代西方的社會哲學研究者們在主觀意義的理解方式方麵已經取得的研究結論,使之能夠為自己的尋求新的發展出路之舉發揮有益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