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裏是否存在“自由”傳統？言人人殊。美國漢學家狄百瑞曾以宋明理學為例，對此做了肯定答複。這和晚年的傅斯年對孟子的推重一樣，都是從儒家思想中尋找線索。不過，在中國，提到“自由”二字，恐怕更多人想到的是道家，尤其是莊子。莊子當然沒有說過這個詞，但他體現出的那種棄絕俗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氣質，卻相當形象地詮釋了大多數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
但也有很多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們的理由是：現代自由主義中的“自由”首先是政治性的，它建立在一種特定的權利觀念之上，隻能通過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體現出來。然而，莊子的“自由”則是個人的、內心的、美學意味的，他對俗世生活和價值的棄絕，不但不會使他更加自由，反而使之與“自由”離得更遠。
最近讀到王博先生的《莊子哲學》，覺得似為這個批評增添了新證據。王書對曆來被認為最能反映莊子本人思想的《莊子》內七篇做了逐篇解讀，但它的次序很怪：不是從位居《莊子》篇首的《逍遙遊》講起，而是從《人間世》講起——事實上，作者根本認為《人間世》才是《莊子》的核心。這個安排和作者對莊子思想的解讀有關：他力圖從莊子的實際生存環境中去理解莊子的思想。
莊子生活的戰國晚期，“天下無道，禍重於地”。一個人在這樣的時代應如何自處？是像孟子一樣，汲汲惶惶，席不暇暖，欲圖找到一位能夠施行“仁政”的君主；還是如大多數士人一般，奔走列國，隻為一己功名？莊子當然不屑於作後者，但也不願學前者——他審時度勢，以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隻能招致殺身之禍：一身不保，如何救天下？他承認自己能力有限，對這個無道的世界無可奈何，隻能想想怎樣苟全性命。他不得不與世俗妥協，但又不甘心一味屈從俗世繩墨。為此，他把身心分作兩塊：身在人間世，心做逍遙遊。